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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跨儿:病人、斗士与谎言
时间:2024-10-10 11:03来源: 未知 点击:



不完美跨儿:病人、斗士与谎言

她踩着9厘米粉色高跟鞋走来,扎马尾,齐刘海,黝黑的皮肤映衬着身上一袭白色修身长裙,裙摆上点缀着红玫瑰。粉紫色镯子和银灰色手表并排套在左手腕上,指间还挂着一个粉白相间的皮包。


从背影来看,你丝毫不会怀疑这是一名女性。但她一开口,粗粝的嗓音立刻暴露了男性特征,再加上嘴唇上方隐约可见的青色胡茬,顿时引来周围人的注目。

这是本文主人公,一名28岁的跨性别女性。

2021年春节,她告别了男性身份“孙树田”,为自己取名孙悦灵,向家人正式出柜。一年半后,她被父母送入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强制扭转,经历了七次电击治疗和近三个月的药物治疗,身心严重受创。

CDT 档案卡

今年年初,孙悦灵决定起诉这家精神专科医院。她的代理律师郭睿称,根据公开信息,这是国内跨性别者起诉扭转医院的第一案。


最开始,孙悦灵向外界展现出了一个逃离“旧世界”、捍卫性别多元主义的斗士形象,故事的展开也顺理成章——关于一个性少数人士如何在重重压力下,挣脱家庭控制与传统规训。

但回到县城老家,她更加弱势的父母生活窘迫,在熟人社会备受舆论压力。而孙悦灵离家后,在街头流浪,频繁陷入失业困境,数次企图自杀。理想中没有歧视的乌托邦,在现实社会并不存在,她掉入新与旧的缝隙中,痛苦挣扎。

故事本应在这里结束,却出现了意外转折。孙悦灵提及的诸多经历,被发现存在虚构成分,这让她被视作“精神病人”,同时也成为不完美受害者。

对于孙悦灵的前后矛盾,援助过她的心理咨询师如此形容,“我想,这也是人性的复杂性,和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斗士”


我第一次见到孙悦灵,是今年8月2日,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的门诊前。她看起来有些紧张,与人说话时,眼神先看向地面,然后立刻瞟向别处,不直视对方,嘴里不停碎碎念。

见面前,孙悦灵在微信上发来好几个长语音条介绍自己,“我2021年正式向父母出柜,2022年就被父母关进扭转机构,2023年才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可以说这几年,我一直在跟父母反抗与斗争。”

说到“斗争”两个字时,原本平淡的语气突然加重,接下来的几句话,仿佛在发表演讲,一字一顿地吐出标准答案——“坚持性别多元化,坚持按照彩虹意志在走,性别不再是单一的,唯有支持多样化才是正道。”

出柜后,她坚持在从小长大的县城穿女装,父母指责她影响恶劣,让一家人没脸在县城待下去。她向医生吐露了两次自杀,其中一次是2023年9月,因为父母经常骂自己“二椅子”(北方方言,形容男孩没有阳刚之气)、“阴魂不散”、“不正常”,她割了腕,被朋友送去医院抢救。

“你有没有想过不走这条路,回到自己本身的那个?”候诊时,一位陪孩子来的中年阿姨轻声问她。


这句话唤起了她的表达欲,“受父母反对,差点就放弃了,但是我要做真正的自己,我的内心就是女生。”她越说越激动,声音回荡在安静的大厅,“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社会再怎么变也改变不了我,你知道吗?”



孙悦灵的背影

一个捍卫性别多元的“斗士”,这是她最初展现出的形象。

为此,她还主动谈起做过的行动——大学时创建LGBT公益团体,当时她还没有正式出柜。


被问到创建契机时,她没有正面回答,转而输出理念,“每个群体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应该有包容天地万物的心理,给予ta们生存空间,创建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不再充满偏见和歧视,多好……”

阐述持续了近两分钟,直至说到尽兴,“我当时坚定自己的信念,就是爱与和平。”

采访初期,她经常答非所问、描述夸张,问及事件和细节时常常回避,反而在说起“大词”上滔滔不绝。她有一套应对问题的话语体系,频繁说到爱、多元、包容、做自己,并痛斥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和歧视。

在北京看病短暂停留的两天,孙悦灵穿着女装,拿着男性身份证入住青年旅舍,遭到老板的拒绝。

第二天,她发来消息,“临时住的地方太难找了,都(只)认可二元性别”。紧接着又控诉,“多元性别在大城市有阻碍,当今社会多元性别身份在哪儿?”


临时生活

从北京回到天津,“斗士”的生活显露出残酷的一面,她露宿街头、朝不保夕。

临时的“家”原本在朋友的汽车后备厢,后来搬到小区地下车库。狭窄黑暗的空间里,两个行李箱装着衣服和被褥,地上五颜六色的塑料袋依次排开,盛着化妆品、速食、中药和日用品,这些是她的全部家当。

8月5日零点左右,孙悦灵到达一座废弃酒店门前的圆形穹顶下,先把一层薄薄的蓝色褥子铺到地上,再放上粉色枕头、脱掉白色蝴蝶结鞋子,然后熟练地躺在“床”上,开启睡前刷手机时间。

地铺周围被四根廊柱环绕,附近常有黄鼠狼出没。即使露宿街头,她也保持着一些精致的习惯,比如抱着一个棕色小熊玩偶入睡,行李箱内还装着粉色丝质睡衣,等街上无人时,她就换上。




孙悦灵露宿的废弃酒店门前

流浪生活,是从离家后开始的。去年9月,她跟父母决裂,逃离了县城,大脑脱离了控制,身体再次摄入雌激素,绿皮火车把她带到很多城市,歧视和偏见被远远抛在身后,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她也开始寻找身份认同,每天关注LGBT群体的新闻,加了很多跨性别社群,参加线上活动和讲座。属于性少数群体的概念和知识,进入她的视野,如今嘴里蹦出的各类理论,就是学习后的成果。

那些语言,为她勾画出一幅理想的乌托邦图景,在那里,人人生而平等,而她自己也有机会成为城邦的建设者,她仿佛“重获新生”。


但从网络回到现实,理论失效了,谋生才是最大的困难。

孙悦灵一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毕业后,尚未出柜的她去过秦皇岛一家电子厂,做零件测试工作。招聘条件中明确规定,员工不能穿奇装异服,她只能以男性形象出现在工厂实验室,回到宿舍后,再偷偷穿女装、吃药,被偶然发现后,受过几次议论和嘲笑。

她以为自己在公开场合隐藏得很好,但入职不到一个月,领导就要求她主动离职,并未明确告知缘由,她没有拿到工资。

出柜后,就业更难。当她穿着女装应聘,而身份证上的性别是男时,招聘方几乎清一色地拒绝。唯一接纳她的是零工行业,她做过线上兼职主播,还有一些不看重形象的临时工,比如在东北麻辣烫店当服务员,一个月收入两千多元。

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离家后的孙悦灵变成了“浮萍”,无依无靠,只能依赖跨性别社群的支持。她最信任的跨性别姐妹王敏,也是通过社群结识的,今年3月,孙悦灵去天津投奔她。


此后,王敏几乎成了孙悦灵唯一的“救命稻草”。她用自己的医保卡,给孙悦灵挂号,还为她支付每个月1500元的房租。有几次,孙悦灵在王敏家吃她母亲送来的饭,羡慕地说,“剩饭也好,我这都没人给我送。”

两个月后,王敏也无力负担房租,孙悦灵开始走上街头露宿,她后来在医院的检查指标显示,身体营养不良。

跨性别社群的志愿者陈军米,见证了孙悦灵失业期间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一面——难以集中注意力,感到紧张焦虑,经常诉说没有人能够理解她,希望更多人关注她的存在。

孙悦灵的处境不是个例。由北京同志中心发布的《2021年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显示,3381位跨性别者中,失业率为15.9%,约为同期城镇登记失业率的2.7倍,还有30.7%的受访者年收入低于一万元。

为了生存,大部分跨性别女性选择隐藏真实身份,过一种“双面人生”,公开出柜的人则普遍靠家庭救济。陈军米看到了背后社会救助机制的缺位,“她(孙悦灵)没有被看到,被社会遗弃掉了。”


7月的一个深夜,孙悦灵在地铺上刚要入睡,一个叫曾志的跑腿小哥突然过来搭话,说自己也露宿在旁边。两人互相吐露伤痛,孙悦灵诉说出柜的经历,曾志聊起在东北老家患“精神障碍”的母亲。

两个“无家可归者”开始相互扶持,曾志早上给孙悦灵买早餐,孙悦灵跟他一起跑腿,遇到太沉的单子,两个人就一起抬。周末不接单时,曾志骑电动车载着孙悦灵去医院看病,或者兜风游玩。七八月天津多雨,他们各自搭帐篷睡在街头。

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曾志充当了孙悦灵临时的“家人”,她感慨过,“如果没有小哥照顾,我的生活又是另一个样子。”

被制造的病人

被强制送医的97天,给孙悦灵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


她总会做噩梦回到精神病院,毫无反抗之力;她控制不住情绪,像一颗“定时炸弹”,曾在寄住朋友家时深夜发脾气,影响了楼下孕妇休息,不得不向对方赔钱道歉,搬了出来。租房期间,她经常产生自杀念头,王敏几乎每天陪她语音聊天,一直到凌晨一两点。后来因为“闹”自杀,警察来了两次,房东拒绝继续出租,她才开始露宿街头。

8月2日,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卫生检测结果显示,孙悦灵有轻中度抑郁倾向、中重度非社会化倾向,最大可能的社会适应障碍、行为障碍,以及强迫、疑病、惊恐发作等。



孙悦灵曾接受电击“扭转治疗”的住院楼

今年年初,律师郭睿决定代理孙悦灵的案件,以侵犯人格权、人身自由权起诉电击扭转她的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又称“秦皇岛市第五医院”)。案件于8月13日开庭,孙悦灵向医院索赔包含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82931.22元。目前该案处于调解阶段。


郭睿指出了两点问题,一是医院对强制收治权力的滥用,二是对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的的双重歧视, “此事能进入法律程序,将对更多被扭转治疗的受害者有帮助,具有公共价值。”

8月5日下午,距离案件开庭前一周,孙悦灵回了一趟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她曾在这里被诊断为“同性恋”,具体说法是: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医生告知她母亲周桂芳,这就是“精神病”,需要入院治疗。

坐电梯上三楼,到达“临床二科”住院部,两道铁门背后,是患者所在的病房。2022年7月22日,两个又高又瘦的男护士把孙悦灵押入铁门后,用束缚带把她绑在病床上,直到傍晚才松开。

病历显示,收治时孙悦灵意识清晰,定向力准确,对答切题,在勉强状态下住院,周桂芳签署了《非自愿入院治疗知情同意书》。

入院第11天,住院医师张玲在查房记录中写,“思维未见明显变化,仍不愿意换下女装,不愿理发。”又过了25天后,药物仍未改变她的性别认同,她反复询问医生,“为什么不做父母的工作,让父母理解这个群体?”


2022年8月28日当晚,孙悦灵忽然收到护士发的蛋糕和牛奶,吃完后开始禁食禁水、测体重,她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治疗方案有了改变。第二天,护士把孙悦灵带到MECT治疗室,她躺在病床上,先被注射麻醉剂,然后手脚和胸口被贴上金属片,一切准备就绪后,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按下按钮,电流立刻通过全身。

疼痛袭来,她呼吸困难,晕了过去,再次睁开双眼时,已经被推回病房,躺了很久才缓过来,电击后的食物是鸡蛋糕。此后每隔三四天,孙悦灵就会在晚饭收到牛奶和蛋糕,这是一种信号,第二天要电击了,当晚就要在恐惧中度过。

她反抗过两次,都毫无作用,直到第七次电击结束,牛奶和蛋糕才没再出现。

针对孙悦灵性别认同而采取的“扭转治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医生潘柏林认为并不科学,“非但无效,还会加重自我厌恶和焦虑情绪,甚至会引起更严重的抑郁、焦虑和自杀风险。”潘柏林从业20年,发起了国内第一个“跨性别多学科综合门诊”,已帮助超过2500位跨性别者。


孙悦灵出院后,心理咨询师W曾为她做过一段时间公益咨询。孙悦灵提到,电击把她整个人都电坏了。W曾访谈过多位被电击治疗的跨性别者,发现电击会对大脑神经造成严重损伤,创伤压力之下,人会产生严重的解离和遗忘,进而变得避世、易怒、性格极端或边缘。



临床二科病房

两年后重返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在8月5日当天的出诊表中,孙悦灵看到了熟悉的名字:临床二科主任王秀奎。她挂了号,走入诊室。

穿着白大褂的王秀奎上身前倾,眼睛从两个镜片后露出来,认出了她,“你是不是住二科?我认得你,不用诊断,你是不是有点性取向问题?”


和当初一样,王秀奎认为孙悦灵是同性恋,直接诊断为“性取向认同障碍”。孙悦灵则强调自己的跨性别身份,“我属于非二元性别,你们医院应该缺这个概念,性别认同障碍和性取向障碍有区别,知道吗?”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孙悦灵拿到的诊断为“易性症,男跨女”。根据2022年最新生效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第11版》,与跨性别相关的“性别认同障碍”不再被列为心理疾病。

王秀奎坚持自己的诊断,他用中西方国情不同来解释,“那是国外讲‘去除’,在美国英国这些西方国家,咱们中国诊断的癔症,他们还没有呢。”

他所在的临床二科,每年都会接诊两三个LGBT人士,先下诊断,再取得监护人同意,就可以完成收治,当事人的意愿则被排除在外。

扭转成功过吗?王秀奎说,“成功不了,几率很小。”


但他仍然把对孙悦灵的“扭转”视作“正义的试验”,一是促进家庭和谐——“因为‘他’爸妈有这个需求,试一试,了了他们的心愿,给‘他’纠正过来,找个女朋友结婚,正常过日子嘛。”

二是维护社会稳定——“如果‘他’爸妈因为这个自杀,不影响社会治安吗?”在他口中,这场试验的最高期限是三个月,时间一到,医生就告知孙悦灵父母,已经治好了。

但如今孙悦灵的性别认同仍然为女,王秀奎摆摆手,表示现在不会再收治了,“我们投降了,治不好,她脑子就这么想的,就是真格的。”

谈话接近尾声时,这名医生还提及对LGBT人群的看法,“不违法,但如果人类都是同性恋的话,这世界就灭种了,这个地球是不是就要灭亡了?”

面对年轻人的性别多元思想,他的态度是,“不是一代人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大规律”。


重返“旧世界”

迈出精神病院的大门,孙悦灵坐上车,一路向北,往她心中更深的“旧世界”驶去,那是8月5日傍晚。

她的老家是河北省东北部的一座小县城,没有火车站,需乘坐两小时左右的大巴才能到达最近的市里,直到2018年,县城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她的父母在这个熟人社会生活了几十多年,在街坊邻居的注视下工作、结婚、生子。

2021年春节,她把长发、女装和跨性别的概念带了回去,正式宣告,“我想以女孩子身份进入社会。”

“这辈子没见过,没听说过。”阖家团圆的日子,父母的天塌了。第二年,母亲周桂芳听从朋友的建议,把孙悦灵送去了精神病院,


周桂芳没去探视过,捎去了日用品和衣服,打过一次半小时的电话。电话里,孙悦灵哭诉自己崩溃了,“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周桂芳回复,好了就接你出来。

那年中秋节,孙悦灵是在医院度过的,没吃到月饼,出院遥遥无期,她感到绝望。护士跟她闲聊——要是想出院,就得表现出男孩子的样子。一个病友出主意,“你就得找个女的形婚,稳住你爸妈。”

他们的话提供了一种思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要像男生一样,才能离开”,这个想法出现后,她决定牺牲长发,换掉女装。

住院两个多月后,医生的查房记录有了变化——“患者服从管理,同意将头发剪短,能随其他病友参加康复治疗。”

直到住院97天后,父母来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




秦皇岛市第五医院康复课程表

入院时是盛夏,出院已是深秋,短发的孙悦灵穿着一件薄薄的长袖走出医院,眼前的一切都很不真实。

父亲来接她,到家后母亲做好了饭,激素药停了之后,她的胸部缩小,恢复了男生的样子。两个老人觉得,原来的儿子终于回来了。

回到房间,孙悦灵发现自己的化妆品和衣服都消失了,手机也不见了。她不在时,母亲处理了一切,周桂芳给了她一台老年机,只能接打电话。去医院走了一遭后,她意识到,反抗只会加深矛盾,于是决定在父母面前扮演男性,期待有朝一日,能得到二老的理解。


但压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孙悦灵的性别开始发生流动,时而是男,时而是女,徘徊在两性之间,后来变成“两个灵魂在抢占一具肉体”,无法融合,无法控制,直至被扯成两半,“变成双重人格,都快精神分裂了。”

她必须做出选择。2023年9月初的夜晚,大吵一架后,她推开家门。母亲威胁道,“你只要走出这个门,以后还是这种状态,就永远不用再登大门。”

孙悦灵没有回头,踏上火车。



8月5日傍晚,孙悦灵回到老家


一年过去,她还是回来了,回到了这个原本“再也不想回来的伤心之地"。狭窄的石板路上,高跟鞋撞击地面的声响停在一扇红色铁门前,她希望跟父母和解。

门没上锁,轻轻一推就开了。穿着紫色花衬衫、白发爬上双鬓的周桂芳从屋里走出来,目光瞟到门口的孙悦灵,就条件反射式地摆手赶人,“不行不行,走走走。”

紧接着是一连串拒绝,“我们不认识她”“你们再这样我报警了”。孙悦灵积攒的情绪瞬间爆发,“就这么固执,死活不肯认我,巴不得我死了。”

跟离家那天一样,“咣当”一声,大门锁上了,沟通的窗口也随之关闭。

被父母拒之门外的第二天,深夜12点左右,我收到了王敏发来的消息——“灵儿吃安眠药了,想自杀”。但当我急忙赶到孙悦灵的住处时,她正在跟王敏打语音,没有服用安眠药。


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她先是吐露对父母的理解,“他们逼迫也有苦衷和无奈,半辈子都在为老思想而活,做子女的应该理解老人的不容易。”然后大声地自我攻击,“所有错误都在我身上。我活着就是个错误。我对不起父母。我该死。”

援助孙悦灵的社工核桃告诉我,自杀有三个步骤——意念、计划和行为,如果找到宣泄渠道,痛苦减少,自杀意念就会降低,如此反复。而自杀干预的正确方式是,把每一次求救都当成真正实施来处理。

她也多次提起,要把死作为最后的反抗,逼父母转换观念——“我想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改变这个事情”。

愧疚、威胁和寻求理解相互交织,这是跨性别人群共性的复杂心理,心理咨询师W转述过一些人的真实想法——“如果我死了,父母就会后悔,他们就明白我有多难过。”“要是再这样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不行就来给我收尸。”

但生命的代价不一定会换来改变。核桃记得,一位跨性别女性先后三次自杀,最后还是离开了。她死后,墓碑被母亲以“儿子某某之墓”命名。


“就算你死了,他们还是接受不了。”电话那头,王敏冷静地劝说,“他们不接受,那你就为自己而活。”

“我从来没想过为自己而活,你知道吗?”孙悦灵的声音沉下来。

在那个深夜,一切关于“做自己”的宣言和口号都瓦解了,她变得不像初见时的那个反抗者,两个灵魂再次占据她的身体,一个奔向了新思想,一个还残留在“旧世界”。

生存,还是自由

孙悦灵企图自杀的第二天,我再次见到了她的母亲周桂芳。


为了不惊动左邻右舍,她把门掀开一条缝,迅速把我领到院子一角,一个多小时内,她始终警惕地瞪大双眼,语气惊恐,音量像耳语一样微弱,生怕任何谈话声穿透墙壁,惊动楼上卧床的老人,或者被路人听去。

这是一座老旧的自建砖房,院子不大,屋顶引水槽的铁皮锈迹斑斑,几块碎砖随意垒成台阶,门上挂着几串粉色珠帘,院子中央堆满白色泡沫箱,里面栽种的菜苗长势旺盛,灰土色墙上依稀还能看到,孙悦灵童年时用粉笔画的小人儿。



孙悦灵老家院子里的植物

自从孙悦灵出柜后,周桂芳就很少走出这幢老房子,为数不多的必要出行,仍能听到指指点点的声音,“她家干什么缺德事儿了?”


后来周桂芳连菜市场都不想去,经常在家里种菜吃,每当此时,孙悦灵就会在她耳边谈论跨性别的概念,周桂芳听不懂,认为她说的是“歪门邪道”。

周桂芳生活在县城几十多年,鲜少走出去,孙悦灵的出柜原本是一次接触新思想的契机,但“旧世界的墙”太过坚固,难以打破。

跑了全国各大医院后,周桂芳得出结论——医生是为了盈利挣钱,才建议孙悦灵做性别重置手术。接触心理领域从业者后,她仍然觉得,“多数都不正常,他自己不正常,就盼着别人也不正常。”

直到现在,周桂芳仍不知道电击治疗的后果,也不明白签署知情同意书意味着什么,但她坚持认为要配合医生,“人家说咋治,咱们都得签。(电击)肯定有风险,但是有好多人那么治好了。”

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闻所未闻的性别多元思想,对周桂芳来说都太过遥远,眼下最要紧的是解决生存问题。


她连续吐露出经济困难:老房子年久失修,一漏雨就得用盆接;丈夫智力有残疾,母亲也卧病在床,如果不是照顾两个病人,她就去后厨洗盘子,在县城,一天挣50块的活也有人抢着干。她提前为自己的晚年下了预判——“小病吃点药,大病治不起”。

孙悦灵的出柜让原本窘迫的家雪上加霜。周桂芳口中,孙悦灵“属于要债鬼”,毕业后就一直消耗家里的钱,还信用卡和花呗。去北京求医时,两人一起露宿街头。在家住期间,“有点钱就买那个……”周桂芳试探着说出“外卖”两个字,还有几十块一盒的激素药,而几十块是她和丈夫半个月的伙食费。

作为母亲,周桂芳希望孙悦灵退一步,“等把钱挣到手了,再穿女装。”

舅舅曾给孙悦灵介绍过一个央企办公室的工作,这是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填简历时,孙悦灵最终放弃填写性别一栏,痛苦转化为控诉,“我被你们搞得哪有性别,只能不填。”

孙悦灵坚持要性别自由,周桂芳必须考虑现实生存。先解决生存,再追求自由,是很多家长的想法,但现实情况是,相当一部分跨儿撑不到那一步。


而在县城人的认知里,“自由”是有钱人的“特权”。一个亲戚告诉周桂芳,“除非是有的是钱的家庭,不然哪家受得了。”算命先生则建议她,这孩子只能放任,“除非你们是忒有钱的,乐意给她就给她。”

周桂芳流着泪说,“我要有这个能力,我何愁给她掏钱做手术,我有能力我就支持‘他’。”

这种想法并非毫无道理。一位山东跨儿家长列出了孩子出柜后的一系列手术费——正畸3.3万,去势(切除睾丸)1.3万,植发3万,做脸9.5万,喉结1万,性别重置5.5万,共计23万左右。还有一位北京跨儿去泰国做手术,各项费用加起来一共十多万。两个案例都属于所在城市的中产家庭。

钱也不只是钱,还代表着社会地位、资源和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一位生活在北京的母亲,在孩子出柜不到一个月,就带她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得到了正确的就医指导。母亲还找了心理咨询师,帮助自己和孩子处理心理问题。后来,她积极参加北京同志中心组织的活动,逐步了解和接受LGBT人群。

尽管寻找到了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这位北京的母亲仍然用了五年的时间,才从心底真正接纳孩子。而接受只是第一步,此后她还要面对整个家族、面对社会,这个议题将伴随她一生。


周桂芳却连第一步都未能抵达,为精神病院掏出的五万多住院费,是她心中最后的自救,结果只把她和孩子的关系推向了暴力的深渊。

有一次吵架,周桂芳记得,她被孙悦灵推着肩膀到屋门口,“给你弄住了,就想着置你死。”她和丈夫吓坏了,半夜不敢睡踏实,一点动静就醒过来。回忆起来,她的眼神满是恐惧,“怕她再闹出啥事儿,拿刀子把我们杀了呢。”

但孙悦灵不承认自己动过手,反而提起父亲的暴力行为——出柜那年的夏天,她穿着一个带兔子图案的衣服,父亲看不顺眼,动手打了她。周桂芳对此否认。

到底是谁使用了暴力,成了一场“罗生门”。孙悦灵离家出走时,周桂芳心灰意冷,“让‘他’进来,我们的生命就得终止了。”

面对难以修复的裂痕,周桂芳同样矛盾,一边控诉孙悦灵是自己痛苦的制造者,“最后悔的就是生了‘他’。”一边又强烈地谴责自己,“我上辈子绝对是一个坏人,干了很多很多缺德事儿。”


孙悦灵离家后,周桂芳依然困在这座老房子里,困在家庭照顾者的角色里,她不擅长使用社交媒体与人交流,也恐惧网上潮水般的舆论,更无法像孙悦灵一样,习得一种新的语言和知识,在其中得到庇护。

采访那天,她只发出了一点微弱的声音,就关上了大门。

不完美受害者

我去见周桂芳时,孙悦灵搭乘火车回到了天津。

她的周末,通常是在公园、街头长椅和24小时便利店度过的,8月初的一个下午,她悠闲地走在夏日街头,路过刨冰、大麻花、杏皮茶、狗不理包子,道路两旁是翠绿的梧桐叶,一抬头,透蓝的天上飘着带线的风筝。


深夜,在常去的便利店,她进入王敏的直播间,化身“霸道总裁”,谈起公司打算在天津开一家娱乐城。直播间里,几位熟识的朋友都默认她的身份,开始七嘴八舌地发言。

孙悦灵压不住嘴角的笑意,大方承诺给朋友们提供重要职位,“回头派点人来天津,开个分部,让我姐变成项目负责人,再让XX哥当管理。”

但当讨论氛围到达高点时,她忽然叹了口气,吐露公司最近陷入了困境——资金亏损严重,她掏出几百万堵窟窿,导致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同时外部竞争对手打压,拿下的地段有争议,而内部董事会又“暗流涌动”,她不能立刻公开跨性别身份,因为“有两股势力在跟我对着干,如果传出蛛丝马迹,让他们把我扳倒,我就完了”。

“你好,有整箱的酒吗?”两名男子忽然走进便利店,打断了这场商战表演,孙悦灵收回总裁的口吻,尴尬一笑,“我不是店员。”然后转向直播间,继续调侃道,“看来我是有服务员气质啊。”

我搜索后发现,她口中的娱乐公司,公开股东名单里并没有她的名字。慢慢地,她的其他身份也开始露出破绽。


她曾说自己大学就读于河北传媒学院的音乐表演专业,但学信网账号显示,她实际毕业于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的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

她多次提过,毕业后在一家MCN机构当主播,出演过一部古装网络微剧《白狐传奇》。但这家MCN机构的法务在采访中表示,和孙悦灵只签了合作协议,不存在正式劳动关系,且她签约后大概率没有直播。

就连她的社交媒体形象也是“假的”。孙悦灵说自己从小就学习古筝,并在朋友圈持续分享一位女生弹古筝的视频,用自己的口吻配字,“小女子灵儿献丑了”。

这名女生跟孙悦灵长相完全不一致,其实是天津一家娱乐公司的签约主播。那部网络微剧的女主角,也另有其人,当一张截然不同的脸被举到面前时,孙悦灵却信誓旦旦地说,那就是化妆后的自己。

她穿梭于多重身份外壳之中,但真正走上前,掀开每一个壳子,里面都空空如也。


我把上述情况描述给了精神分析家龙伞树,对方判断,“她的精神问题很严重,在网上看到一个人的人生,就把想要的那部分拿过来,编织成自己的故事。严格意义上讲,她是一个缝合怪。”

另外他觉得,不能把孙悦灵的行为简单定义为欺骗,站在她的角度去理解,那是她唯一的选择——“当一个人一定要用伪装的人设来面对你或者世界时,那意味着她坚定地认为,原本的自己是绝不可能被任何人接受的。”

但后来,一个更大的谎言浮出水面。



8月7日,孙悦灵再次离开老家


认识第一天,孙悦灵就告知了一个噩耗,今年7月在天津的医院被诊断为恶性心脏主动脉瘤,她的社交媒体上有诊断截图。后来她又透露肿瘤是晚期,只剩下两个月寿命。

因为承担不起手术费用,孙悦灵经常把“死”和“痛苦”挂在嘴边。她曾向陈军米求助过,对方提出可以筹款,要求她发送医院的票据开销,她一直没有提供。

起初,肿瘤的真实性没有被重点怀疑,直到一天深夜,律师郭睿带她做心脏检查,结果让所有人意外——没有肿瘤,心脏结构功能未见异常。后来,我又发现,她在天津的心脏诊断截图,患者信息并非她本人,而是来源于网上一名38岁的女性患者。

当病例截图作为证据放到面前时,她突然不说话了,手里不停摆弄纸巾,言辞闪烁,“我当时不方便公开我真正的病情……转院没来得及回去取……”

我表达了对她的理解,而不是批判,希望她说出真实想法。她突然背过身去,语气淡漠,“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我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


我又继续询问她,关于编造其他身份的动机,“你是希望以这种形象跟我们认识吗?”

她回答,“对。”

她陷入沉默,片刻后,突然抬头看天花板,嘴里自言自语,“一步错步步错,有因必有果,因果报应已经到我身上了,如果没有违背父母的意愿,我怎么能落到这种地步?”

这些真假难辨的信息,不同程度地抛向了支援她的律师、志愿者、社工和记者,大家被她“搞得很崩溃”。但是目前为止,所有接受采访的医学和心理专业人士,都无法给出明确判断——她的行为到底是主观故意,还是疾病使然。

但此前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卫生测查结果提示,她的心理状态重度异常。其中几处细节描述如下,“与人相处时缺乏爱别人的能力,惯于欺骗或操纵他人,缺乏自我责任感和社会道德耻感;常为寻求帮助而夸大问题的严重程度。”


“要说她处心积虑骗别人,好像也能理解,人在极度贫困的状态下,做出这种行为,只能说是一种不幸,也没办法在道德上对她过多谴责。”社工核桃说。

知晓一切后,志愿者陈军米仍继续为孙悦灵提供经济和心理支持。她接触过的跨儿中,无论从学历、家庭关系,还是经济状况来看,孙悦灵都是最边缘和最需要救助的一个。

“要追求一个完美的当事人非常难。”陈军米说。

一次获取爱的尝试

回到最初的起点,是孙悦灵的性别探索之路。


一条线索是女性性格心理的出现。9岁左右,她喜欢娃娃、和女生玩得来,看偶像剧时,代入的是女性角色,比如《仙剑奇侠传》里的赵灵儿,能跟李逍遥发生一段爱情。18岁之后,她开始讨厌胡须和喉结,担心自己变成“大叔”,她只对男性心动,阳光帅气的男生是她偏爱的类型,“最好有胸肌腹肌”。

2020年,她大学毕业,进入一家直播公司工作,公司建议“男扮女装”,她有了机会穿女装、留长发、化妆,终于“找到了自我”,后来在激素类药物的作用下,胸部一天天膨胀起来,她感受到“身心合一”的愉悦。

在她的讲述中,除了内心的本能外,还有另一条脉络,那是一个外部压力下的选择。

上小学时,“孙树田”是个瘦小的男孩,被一群高高大大的男孩欺负,有人把垃圾桶扣在他头上,叫他“小怪物”,他向老师和家长求助,但没有靠谱的大人出面解决问题。

大二那年,他20出头,被一个声音甜美的女网友吸引,想跟她恋爱。在一家小餐馆里,1米58的“孙树田”见到了身高1米7左右的女生,对方嘲笑他个子矮,表示只能当普通朋友。他很受伤,产生了一种念头,“异性对我根本不感兴趣,做男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后来个子矮成了“孙树田”的心病,他还特地去老家权威的相亲机构打听过,女生的择偶标准里“1米75以下的男的不要”。

即将毕业时,他又被一种社会化的压力迅速裹挟——必须得多挣钱,必须得养家糊口,必须得有个对象,必须得传宗接代。

“我为了摆脱男人的命运,一步一步走上那条道。”在孙悦灵看来,这都是“孙树田”选择做女性的诱因。

两条脉络相互交织,打破了我对“LGBT人群完全由先天基因决定”的认识。潘柏林表示,目前为止,医学界对于跨性别的成因是“先天”还是“后天”尚未有明确结论,但更多学者认为,先天因素在其形成中占有更多可能性。

龙伞树的实际经验则相反,在给LGBT人群做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完全由基因决定——“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促使ta们做出选择。哪怕这种选择是无意识的。”


在他看来,这个选择是一种获取爱的尝试,或者说,一个关于爱的困境。“不论是她(孙悦灵)的精神还是身体,可能从来没有被另一个人好好对待和接纳过,她才坚信,需要改造自己,才有可能被爱。”

于是,她杀死了“孙树田”,变身为孙悦灵,一个不断生长的女性自我破壳而出。不如想象中那般轻松,跨性别女性中大多数都肤色白皙,黝黑的皮肤成为孙悦灵新的焦虑,她买了很多美白和护肤产品,还计划削个骨,做面部整容。

社交媒体上,她躲在“标准美女”的照片背后,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容貌焦虑,“我太矮小了,越来越难看了,我变得好丑啊。”

她身上依然有“孙树田”的影子——不敢在人前落泪;认为应该杀死所有日本人;喜欢纠正别人来显示自己,“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经常脱口而出荡妇羞辱的话,“XX愿意勾引男人,是个小贱人”。传统男性气质中暴力的一面,也会时不时显露在她身上,比如习惯性发脾气、骂脏话,跟朋友吵架时,扬言要“弄死对方”。

而她对女性的理解,仍停留在最传统的模板——女人不应该抽烟,应该穿高跟鞋、短裙、出门前化很久的妆,一定要做个“正经女人”,或者“小鸟依人”的女人。


从一个被社会建构了20多年的男性身份,到另一个同样被建构的女性身份,过渡期是混乱的,甚至是割裂的,寻找自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改变性别后,孙悦灵依然没有获得想要的爱情。很多直男加了她的联系方式后,第一句话就问,约吗?

她渴望的是爱,不只是性。但现实是,大部分直男都只对她的生理结构感兴趣,有一次她果断拒绝,对方满不在乎,“你不来找我玩,我就去找别人玩。”

她羡慕王敏,出柜前后都很受欢迎,拥有一个成功人生,相比之下,自己则是失败,“做男人,不招女人喜欢,做女生,不招男生喜欢。”

她越说越激动,忽然脱口而出,“我要有老婆孩子,我可以放弃做女人,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反复询问后,我才明白她想表达的准确意思,是想拥有一个理解她、陪伴她、关爱她的人,至于性别,无关男女。



回县城老家时路过隧道

我想起那次重返“旧世界”的行程。车子一次次穿过漆黑的隧道,隧道的尽头是光,外面有苍茫的山、洁白的云、蔚蓝的天,有那么广大的世界,她缩在后排座位,喃喃道,“金星说过,爱不分性别。”

原文地址: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4/10/09/1258156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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