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四点，当城市还在沉睡中，奉节中学教师宿舍14栋的出租屋里，已经亮起了灯光。这是杨芳的家，每天，她都要在这个时间点起床，为女儿和双胞胎儿子准备好早饭后，匆匆赶往学校食堂，开始一天的工作。
在食堂，杨芳负责洗菜、切菜、打扫卫生等杂活。这份工作并不轻松，收入也微薄，凌晨五点上班，下午三点下班，回到家，她又要开始准备晚餐、收拾家务。
像杨芳这样的妈妈们还有很多。
在奉节中小学校的周围，聚集着大量陪读妈妈。为了孩子的教育，她们从村镇迁到县城，在学校周边租下一间小屋，陪同孩子读书。除了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不少妈妈还会再打一份工，用来补贴家用。
陪读妈妈涌入县城
陪读现象其实并不是新兴事物，但近年来随着教育竞争的日益激烈和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的凸显，陪读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县城陪读妈妈这一群体也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在教育期望和焦虑的裹挟下，走上陪读之路。
据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调查，在湖北、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农村家长因为陪读进城的比例达到60%—70%。
中国有2000多个县，容纳全国50%以上学生，县域教育是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城校园周边聚集着一群群“陪读妈妈”，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流动性大，文化程度不高，管理和服务存在难度；她们时间碎片化，就业难度大，工资水平低；她们对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较多，社会关注度不高……
大量陪读妈妈涌入县城，成为随处可见的身影。杨芳说，“一到放寒暑假，整个县城空了一半”，这里处处都是陪读妈妈的痕迹。但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在县城里却并不惹人关注。
每年夏天，都有一批陪读妈妈离开出租屋，但新来的人又迅速填充了空屋子，覆盖上一任住户留下的痕迹。
这些妈妈们，放弃了工作机会，陪孩子就读，承受着压力与焦虑。
为什么要陪读？
陪读是很多妈妈迫不得已的选择。很多农村父母明白读书的重要性，也非常渴望下一代能出人头地，这种执念强大到足以让她们放弃熟悉的生活，带上锅碗瓢盆，奔赴县城陪读。
向上走，让孩子到更好的学校去念书，成了大多数家庭的目标。
奉节这座小县城，经济欠发达，教育相对落后，只有两所重点中学（奉节中学、永安中学）和三所普通中学，此外，还有多所办学层级仅至初中的乡镇中学。相比于村镇学校，县城里的学校集中了更多教育资源，包括更多的财政拨款、优越的教学条件、经验丰富的师资、优质的生源。
以奉节中学为例，2023年重本上线1013人，上线率63.5%；而普通中学吐祥中学，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同学考上本科。
在如此悬殊的差距之下，往县城里的重点中学聚集，成为妈妈们心照不宣的选择。但这又面临另一个问题：让孩子住宿还是家长陪读？
许多妈妈和杨芳一样，出于对孩子的“放心不下”，担心孩子学习压力大，没有家人照顾，吃不好，住不好，选择了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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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智能手机和网络游戏的盛行，把很多原本没打算陪读的妈妈推向了县城，柳青就是其中之一。42岁的柳青，有过4年的陪读经历。孩子初二下学期的一天，她突然接到班主任的电话，孩子天天逃课去网吧打游戏，成绩下降特别严重。柳青当即决定辞去工作去县城陪读，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习惯。
“农村孩子只有学习好才有出路，花多少钱、付出什么都不重要，只要能让我儿子多考点儿分，不要走我的老路就行！”柳青说。在她的紧盯下，孩子迷途知返，2021年以物理类657分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
不是每个陪读妈妈都像柳青这样幸运，实际上，“陪读妈妈”大多是付出与收益不成比例。今年，钱玲结束了长达3年的陪读生活，但女儿仅考了350多分，被海南一所大专录取。在她看来，自己陪读这三年算是彻底失败，提起女儿的录取情况时她总是吞吞吐吐，满是遗憾和不甘心：“我和大家一起陪读的，为什么别人的孩子考上了好大学，而我最后变成了这样？”
“陪读”成为了一场“豪赌”……有人得意，有人失意。
妈妈们的世界有多暗？
陪读妈妈们，没有公婆帮助，丈夫常年在外务工，在陪读期间租来的小房子里，只有她们和孩子相伴。大多数妈妈为了照顾好孩子，要早早起床准备早餐，每天做饭、洗衣、打扫房间，生活忙碌又枯燥。
虽然在县城陪读，但实际上的花销并不小。由于家庭收入减半，生活支出骤增。随着“陪读妈妈”越来越多，县城中学周边楼房紧俏，房租也不断上涨。以杨芳所在的奉节中学为例，学校门口的电梯房，租一间一年2万起步；而学校后门的教师宿舍，一间不足80平的房屋被分割成3间，每间二十多平米，每年租金高达1.1万。屋内除了床垫、桌子外，没有多余的家具，家徒四壁。
杨芳在狭小的出租屋内，用钉子将日用品固定在墙上。杨娟 摄
县城学校附近的房租不但贵，就业机会也少。“陪读妈妈”们既要照顾孩子，又想找点事做来补贴家用，只好去学校食堂工作，中午让孩子在食堂解决。杨芳就是其中一员，这份工作要求五点前到岗，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收入仅有800元。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杨芳说道，“但是，为了孩子，我必须坚持下去。”
除了经济压力，对孩子学业的重视也让妈妈们焦虑不安。她们常常调侃道，最怕的不是有多苦多累，而是接到老师的电话，听到孩子成绩下降的消息。
杨芳不止一次跟孩子因为学习问题发生过激烈争执。
“我不需要你来陪，你啥都不懂又帮不了我什么，要不你收拾收拾回家吧！”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辛辛苦苦在这给你陪读，你就考这点分，对得起谁啊！”
很多陪读妈妈和孩子，都或多或少和孩子发生过类似的争吵。这种付出过后不被理解的感受，让妈妈们心底的委屈格外强烈。
青春期的孩子总是有自己的世界，他们常常因为妈妈的一句话、一个行为而感到不满和抱怨。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相处，成为摆在陪读妈妈面前的难题。
妈妈们知道，不能总和孩子生气，但那份无助和焦虑却总是让她们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有时候会想，自己是否真的是个好妈妈，是否真的适合这种陪读生活。”杨芳说。
陪读几乎让她们与社会脱节，每天的生活只有孩子，但孩子却能上学和有朋友的陪伴。
她们每天都在为各种小事生气或焦虑。做好三餐，却因孩子少吃几口没有认可自己的劳动成果莫名生气。
单独和孩子相处，让她们感到无力，她们知道不能动不动和孩子生气，却抑制不住怒气，事后又后悔不该这样。
她们也有委屈，但是却不知道怎么说、对谁说。自从陪读成为一种趋势，大家都把陪读当做理所应当。但没有人关注这些陪读妈妈是否真的快乐，是否真的喜欢城里的生活。她们在这里只能围绕着孩子，过着单调而又忙碌的生活，找不到自我价值，也无法把陪读当成一种休息或享受，与其说是陪伴，不如叫做牺牲。
一年、两年、三年……日复一日的忙碌里，她们“没有朋友，没有娱乐，甚至有时候连说话的人都没有。”面对着索然无味、又一眼就看到头的生活，她们总是用这样一个理由来安慰自己走下去——熬过这几年就好了！
杨芳说，“熬了这么多年，我至少是问心无愧了。虽然结果不好，但我也认了”。六月下旬，她整理好出租屋，离开了待了六年的地方。
一个多月后，另一位妈妈带着她的孩子来到这里，填补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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