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香港特首李家超本月早些时候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在各界争议声中出台下调烈酒率政策。
此举被指意在重振香港的“夜生活”，拉动后疫情和《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恢复乏力的本地经济。酒吧从业者认为调整和预期有落差，医学界则批评此举有损公共健康。烈酒税下调的效果仍有待观察。
过去，香港政府对酒精浓度高于30%的烈酒征收100%重税，一直为全球最高。如今，当局宣布改行双层税制——以进口价200港币（约26美元）为分界，低于这一价格的烈酒税率维持不变，仍为100%；高于此价的烈酒，超过200港币的部分，税率则减九成，只要付10%。
这不是港府第一次减免酒税。 2008年，香港取消征收所有葡萄酒税，成为亚洲首个葡萄酒免税港。2023年，香港葡萄酒进口货值比免税前的2007年增加375%。李家超说，下调烈酒税旨在复制2008年取消红酒税的成功经验，刺激市场消费。
酒吧及饮食业界是香港受疫情打击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根据政府统计处数字，今年第二季酒吧总收益接近3.4亿港币，比2019年同期跌约25%。但减烈酒税真能重新振兴香港夜生活吗？ 2008年豁免红酒税后的贸易荣景，能够重现吗？
BBC中文采访多位业界人士、酒吧东主和医生学者，了解各界如何看待该政策和未来。
酒商：与期望有落差
港府宣布减烈酒税并非突然。早在今年1月，立法会议员李浩然已经建议政府宽减酒税对市场“放水”。而自9月开始，多个党派、酒商及商会代表共同召开记者会，期望政府减酒税刺激夜生活。当时有消息传言，政府内部反应正面。
之前，新烈酒税制出台，进口价格200港币以下的烈酒仍要收100%税。
业界磨拳擦掌，静待减税结果。香港酒业总商会创会会长苏又萍对BBC中文表示，她当时建议政府将烈酒税减至20%，“我们希望可以同澳门看齐。”目前，澳门对烈酒征收10%从价税，以及每公升20元澳门元的从量税。
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隽永曾形容，酒吧业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施政报告发表前夕，他向BBC中文说只要政府一撤税，市场开放、竞争变大，不管减多少，酒吧业肯定会得益。“假设我们拿到的酒税是零，我们就便宜了一半，我们可以省一半钱来交租或出粮。”
然而，政府最后决定实行双层税制，进口价200港币以上的烈酒才算是受惠，让业界换来一个期望落差。在香港拥有16家门店的伟成洋酒总经理文德荣对BBC中文说：“门槛太高了。”
文德荣在新制出台后的下午忙着和业界开会，又要和客户解释，“（政府）讲就好像是烈酒税大减九成，但其实实质有一点误导。”
他强调，目前进口价格200港币以下的烈酒仍要收100%税。以他公司为例，烈酒买卖占整体生意四成，而200港币或以下价位的烈酒就占了其中的七成。根据香港海关数据，现时市面上85%烈酒均属于进口价200港币或以下。
文德荣举例，一瓶进口价为300港币的酒，新制下的税率是210元，所以入口总成本已是510元。再加上批发、零售商从中赚取利润，卖到客户手里都差不多要800元。所以真正受政策优惠到的，只有“平时起码都拿得出一千元来消费的那些人。”但他说，这类消费贵价酒的客户占比不到两成。
他说，酒商深受过去疫情限聚令打击，相比零售“最猛的时候” 生意跌了两成。他一直盼着熬过疫情“应该会有曙光”，但没料到疫情后的生意还要跌两成。
香港的酒吧是新冠疫情期间受打击最大的行业之一。
游客和本地人的消费模式改变是主因：游客不想花钱，港人北上消费、出国旅游。 “我们主力做酒的生意，第一就是聚会、出去吃饭、送礼，但消费者都不在香港吃饭，没有需要在香港买酒，”文德荣形容，酒商跟餐饮业都有着连带关系，“如果餐饮业下跌，我们都是一样、都是一起下跌的。”
他说说，目前店内销量最好的烈酒零售价大都介乎400至1000元之间。他原本期待成本降低后，市民可以用同等的价钱享受优质酒，同时带动游客来港购买优质产品，但现在“我们面对一个更尴尬的情况。”
“你现在在我店里去看到的那些酒，如果标价是低于800元，应该就没有空间减了。”
酒吧东主：对酒吧实际帮助“近乎零”
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隽永曾形容，酒吧业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林一（化名）在上环荷里活道经营酒吧将近15年。他对BBC中文说，疫情过后，他见证不少老牌酒吧倒闭，开始思考如何重新定位酒吧。他想到几个要点：首先酒的质素要好，人们来到会聊天“make friends”（交友），音乐不要太猛、灯光也不能太闪。
最后，他和生意伙伴决定以高质鸡尾酒作定位，“我们其实不是说要赚到你尽，我们是真的想你们喝得开心。”许多鸡尾酒的基酒都属于烈酒。目前，烈酒占林一酒吧来货比例超过一半。不过，当中大部份享受不到新税制优惠。
“基本上酒吧的house liquor（自酿酒），例如gin tonic（金汤力）、vodka tonic（伏特加汤力）之类的基本酒底，到酒吧来货价都是100多港币，”林一说，那么供应商的进口价甚至可能低于100港币。至于像是贵价威士忌和龙味兰酒等相对顶级一点的烈酒，则占整体生意额不到一成，形容新税对其酒吧的实际帮助“近乎零”。
BBC中文了解到，业界均期待政府未来会有“第二轮”减税。但林一怀疑减税对振兴酒吧业的作用。
林一分析说，在香港开店，最大支出是租金和人工。他粗略地算了一下，像他自己酒吧的租金一个月就高达6万元，酒成本也要6万以上，再加上灯油火蜡、人工开支，一个月总共要支出约20万。他大胆假设，尽管政府减税后能让买酒成本节省一万，“但是每一个月你照样要给18、19万，怎么维持呢？”
2020年3月，冷清的香港苏豪酒吧区。
他觉得，如果光想靠着减酒税就能救活酒吧，“有点自欺欺人”。
而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做生意讲的是一个供求关系。酒税减了，受惠者率先是批发商、供应商，但优惠会不会落到酒吧甚至消费者，那就要看每一层人的决定。
“我们自己也有去旅行，看到免税店卖的那些酒的价钱，有时候还比我们进货的价钱贵、有时却便宜，但免税店理应没有酒税，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看需求。”
需求多了，价钱自然水涨船高。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隽永也认为小市民能否得益，要看酒吧老板想不想“与民为乐”。
医学界： 控烟做得好，为何又减酒税？
虽然新措施作用不大，但苏又萍肯定政府的做法，“因为肯走出第一步”。她解释，其实商会早在2018年已向政府提议减免烈酒税，但一直都不被接纳，而不成功的原因“都是一个”，“就是医护怕影响到香港市民的健康。”
文德荣也同意，认为政府减税与否的最大阻力，是医学界对“烈酒的饮酒文化不太了解”。
酒税减了，受惠者率先是批发商、供应商，但优惠会不会落到酒吧甚至消费者，要看每一层人的决定。
在施政报告发表前，来自医疗卫生界别人士连番发出声明及联署，强烈反对政府减烈酒税。卫生署前助理署长程卓端在《南华早报》撰文，质疑业界提倡“适量饮酒”的理念难以令人信服，又指出如交通意外、性暴力等社会问题与酒精之间的联系，往往受社会低估或忽视。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临床助理教授全剑超认为，香港与其他地方在控酒做法上“有点不一致”，“越来越多人会意识到酒精的危害......尤其在西方国家，年轻一代与其他几代人相比，少了很多抽烟和喝酒的习惯……”
不过他认为，港府减税目的不一定是要鼓励更多人喝酒，“你知道，这显然是关于交易”。
回看2008年，香港取消征收葡萄酒税减免政策，诚然是经济重挫下的刺激产物。
2003年沙士（SARS）袭港，重创香港经济，创下高达8.7%失业率的纪录。唐英年在此背景下出任财政司司长，他表示为提高市民的消费意欲，在2007年预算案中提出将原本80%的红酒税减半。至翌年，曾俊华接任后就直接取消红酒税。
在施政报告发表前，来自医疗卫生界别人士连番发出声明及联署，强烈反对政府减烈酒税。
“我们确实知道，较低的价格会导致更多的消费和更多的伤害，”全剑超说，“我看不到（减税有）任何公共健康益处。”
“其实所有这些饮酒、吸烟等都是致癌物，当然不是说他们（商界）不好，他们只是谋生，但他们要知道他们在卖的产品是第一级致癌物，”香港大学护理学院教授王文炳说。
根据香港医务卫生局今年七月回答议员质询的文件，显示香港每年有2000至2600人因与酒精有关的疾病或损伤而住院。
2022年，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布一份有关“酒税对公共健康影响”研究，研究以2018年香港估有616名病人因酒精造成死亡为计，结论得出如果税率回升至2008年前水平，并且转移至消费者，则将可以减少死亡达4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五月，立法会才三读通过加烟税以降低吸烟率，令加税后每包烟的平均零售价升至93.68港元。外界质疑减烈酒税与公共卫生政策背道而驰。身为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委员的王文炳也表示不理解，“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控烟）做得很好，我们在控酒方面有这么大的开放呢？”
“夜生活”还能回来吗？
摩西（Moses）有着近六年调酒师的经验，在疫情后期，他转到苏豪区一间顶尖鸡尾酒吧工作。烈酒是他工作必然会用到的酒，但因为他这类酒吧“是做quality，不是quantity”，摩西说只要是需要的酒、适合的酒就会用，价钱不是主要的考量。
不过他认为，政府减烈酒税对酒吧业界来说算是好事，只不过长远成效不大，“因为最治本方法是吸引不同人夜出消费”。
十月初，适逢中国长假期，加上工作的酒吧曾入围亚洲50大酒吧，一直都受游客欢迎，每晚爆满。但他也强调他们只是个例，不少在兰桂坊、九龙区的酒吧都仍在挣扎，“现在市道的问题是，人都不出来了。”
摩西觉得原因有两个：第一是香港没地方可以消费了，第二是香港人的生活模式早被疫情改变——这也连带改变了香港饮酒模式。
林一也觉得，对于特意外出消费的客人来说，他们并不会太在意价钱的变化，反而重点是当他们出了门，他们拿不拿得到“想要的东西”——而现在香港却好像给不到。
林一目前移居英国。今年四月，他回过香港一次，“ 我们照样继续去蒲（到酒吧消遣），蒲到三、四点。”他感觉香港夜晚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他回忆自己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九点多，走在兰桂坊的主街上人流稀薄，酒吧的店员拿着菜单在门口招客人，“像去了芭堤雅旅游大街”。
“以前总之所有地方都是满的，你很少看到酒吧是没有人或者质素是很差的，你想选一些什么（吃的）， 有美国的、日本的、黎巴嫩菜、法国菜，餐厅都是齐的，人家吃完东西就自然会继续在那里喝酒，”他总结，以前的人是会消费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街上等坐的士等半个小时都没有，你想想全部这些，根本整个城市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城市了 。 ”
一个城市的夜生活反映出它的活力，港府虽然在疫情后大推夜缤纷和盛事经济。但在林一看，那些活动都好像只在追求数字和画面， “不管那个活动的质素是怎样，最后留给别人的想法和收获是怎样， 总之把一些人聚到同一个地方，然后就觉得那件事已经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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