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6月，香港大专院校开始陆续放暑假。上个星期我和一些年轻学生吃饭，有学生说正在找兼职工作。我问是不是有经济压力，对方不好意思地说不是，而是要存钱去各地追看心仪的偶像明星。她每年大约有三四次去韩国、日本或者台湾追星，每一次的演唱会门票加上交通、住宿等旅游成本，往往达数千港元(1000港元约为165新元)。
我取笑这名学生追星不择成本，她反驳说自己已经克制，身边的一些同龄朋友更夸张，动辄花数万元近距离接近明星、索取签名和合照等等，无时无刻都在斥资追捧偶像。
对学生族群来说，这种无止境的花费无疑会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不过若说这些年轻人不务正业，还有一些情况更加严重的青年，他们甚至连追星的人生目标也没有。香港立法会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去年香港“尼特族”(NEET)人数增至约3万6200人，占整体青年人口比重约6%。
过去几年“尼特”族群持续壮大，已成为全球各地的趋势。例如英国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便显示，目前该国有超过100万年轻人属于“尼特族”，人数创下12年来新高。报告预测，若情况持续恶化，五年内英国将有六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失学，也没在接受培训。
中国传统向来推崇“勤有功、戏无益”，视努力工作、自立自强为荣，勤劳立身的观念深深扎根于民间。香港出现闲散度日的“尼特族”群体，打破大众固有认知，也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客观而言，香港“尼特族”群体的涌现，是时代结构转变的结果。一方面，当前社会的主力青年为Z世代，他们自小成长于物质富足环境，后物质主义价值盛行，不再将稳定上班、终身劳动视为人生唯一目标，更看重自由与生活品质，拒绝屈就低薪、高内耗的底层岗位。
另一方面，早年大学学历可以换来一份稳定的白领工作，如今本科仅是入场券，硕士竞争基层岗位成为常态。而随着时代改变，课程设计滞后于产业变化，文史、艺术、泛管理类专业供过于求，课程内容脱离企业实务，毕业生缺乏实用技能，求职屡屡碰壁后自信心受挫，逐渐脱离劳动市场。
从微观层面来看，香港部分“尼特族”并非单纯懒惰，而是面对当前高楼价、高生活成本压力的无奈回应。根据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公布的最新《国际住宅负担能力》报告，香港楼价虽然较高峰期回落两成，可是仍然连续16年位列全球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最新负担比率为14.1倍，意味着港人要不吃不喝14.1年才能付清楼价。
面对香港极高的私人楼宇负担比率，辛勤工作也难以实现安居自立。一些年轻人于是选择“躺平”，放弃升职加薪，甚至刻意压低收入，只为符合单身人士公屋申请的入息及资产上限，最后甚至慢慢变成“尼特族”。
另外，战后婴儿潮一代积蓄相对充足，香港大多数家庭具备接纳成年子女同住的经济条件。当不必为温饱忧虑，不少青年也失去迫切的就业动力，宁愿留在家中休整、观望。而他们的父母一代多经历过贫困，普遍存在补偿式育儿心态，不愿子女重复自己吃苦的经历，纵容子女暂时“躺平”在家。结果一些年轻人成为“蛰居族”，数年足不出户，依赖网络度日，逐步彻底脱离社会体系。
在以前，香港社会舆论对啃老、长期待业抱有强烈负面标签，视好逸恶劳为羞耻。现今社会包容度提升，年轻人“间歇性待业、择业休息”被视为正常人生选择，这也让主动选择“尼特”生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然而，“尼特族”青年长期脱离社会主流轨道，不仅是个人就业问题，也涉及到心理健康。长远而言，青年老是宅在家里，社交能力退化，愈发惧怕与人际互动，也会衍生诸多社会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大量年轻劳动资源闲置，将直接造成人力浪费。如果是毕业后短期休整，几个月至一年内重返学业或职场，属于短暂过渡，问题尚且不大;但若连续两年以上远离学业、职场、培训，长期留在家中依赖家人资助，进而演化为隐居，将会压缩社会生产力，不利经济发展。
香港社会最近已经在反思“尼特族”现象，就如何优化就业环境、重拾勤劳奋斗的正向风气，展开热烈讨论。但化解“尼特族”问题，不能一味只靠鼓励年轻人就业，长远而言必须从产业结构、教育衔接、社会观念等方面多管齐下，采取不同政策，才能发挥作用。
香港出现闲散度日的“尼特族”群体，打破大众固有认知，也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图为香港北角街头一景。 (中新社档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