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强美元是推动本轮人民币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判断美元汇率的未来走向?特朗普一直以来都是强美元的唱衰者，7月还两度口头干预美联储货币政策，这是否可能在短期内逆转强美元走势，并适度缓解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余永定：美元指数的上升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目标是相冲突的，但特朗普却缺乏必要的政策手段压低美元汇率，他可能会进一步破坏美联储的独立性，向世界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其他国家使本国货币升值。特朗普的一些言行可能会削弱美元，但似乎不会从根本上缓解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第一财经：但从长期看，随着我国境内资本市场扩大开放，境外资本参与境内资本市场的渠道也有望进一步拓宽，这能否吸引或者应该如何吸引更多资本流入，并对人民币长期汇率形成支撑？
余永定：“资本市场开放”的含义是指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这与开放资本项目和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是两回事。开放金融服务业和开放资本项目不可混淆。例如，在中国注册的外国银行可以从事人民币业务和外币业务，但不能违反中国的外汇管理条例，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汇出中国或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以购买中国资产。
开放金融服务业一方面是履行中国的WTO承诺，另一方面是执行竞争政策，通过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在目前情况下，在进一步开放金融业的同时，应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例如，对于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各种跨境渠道不应放弃（净）流量管理。
人民币长期汇率根本上是靠经常项目，更准确地说，是靠贸易项目支撑的，而不是靠资本项目支撑的。
第一财经：关于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你此前曾表示过，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相比，中国汇率市场化的步伐过于缓慢，已经错过完成汇改的最佳时机。资本项目的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使汇率改革的难度增加。在此过程中，某种剧烈震动难以避免。你是否依旧持此观点？如何看待进一步汇改的时间窗口？
余永定：我说错过最佳时机了，只是表示希望不要再拖延汇率制度改革。什么时候是最佳时机很难判断。央行已经有1年多时间停止常态干预，如果在人民币贬值压力进一步上升的情况下依然不干预，在以后的某一天我们就可能会说，“中国已经在2018年初实现了汇率浮动。”
我认为汇率实现自由浮动的时机早就成熟了，2003年可能是最佳时机，目前的时机也很好。一味等待最佳时机，时机就都错过了。希望这次人民币如果破“7”，央行依然能够不干预。这样，中国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过渡可能就完成了。
汇率制度不改革，宏观经济政策就难以获得真正的独立性，资本项目就无法完全自由化。而没有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就会有困难。虽然有些事情是可以齐头并进的，但基本的时序应该是汇率自由浮动-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
当前，一些金砖国家、石油生产国可能比过去更希望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再有，外国投资者资产分散化的要求也必然导致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此外，对外输出资本亦可能成为驱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途径。综上，人民币国际化虽然难以按设计的路线图实现，但却可以在因缘际会中抓住时机一步一推进。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实现，离不开浮动汇率，希望尽快完成汇率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