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在中国，汇率的大幅度贬值主要是资本项目变动造成的，而资本外流的急剧增加又主要是套利资本平仓和资本外流造成的。企业和个人的提前购汇和推迟结汇之类的行为则会在一定时间内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预期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具有重要影响，但我们往往过分夸大预期对资本外流的作用。例如，资本外流并不一定是因为预期人民币会贬值，更何况预期也是由基本面决定的。在中国外汇市场上，“适应预期”占支配地位，因而“羊群效应”显著。尽管如此，如果基本面不支持，贬值预期或升值预期都不能持久。
2015年~2016年人民币贬值预期比较严重，贬值预期与资本外流相互强化，以致大家一度担心人民币贬值会失去控制。但进入2017年，人民币开始企稳回升，人民币贬值预期也随之烟消云散。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因为执行了汇率“维稳”措施（大量使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引入新的汇率中间价定价规则）？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我认为，2017年人民币企稳回升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国内、国外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变化。2016年底，美元指数急剧下跌，从102下跌到2017年9月初的91.07， 在2018年1月底更跌到88.75，为2014年底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特别是在2017年的前两个季度，中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势头。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决定的资本流向有利于人民币的趋稳回升。
其次，资本管理的加强也大大抑制了资本外流。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人民币已经贬值到位。换言之，想流出的、能流出的资本已经外流了。动用外储进行干预和引入汇率定价新规也可以打击旨在沽空人民币的投机资本，但对基于基本面的资本外流则难以起到抑制作用。对于外流资本来说，汇率越稳定，换汇成本越低。
总之，除资本管理外，汇率贬值是抑制资本外流、平衡国际收支的一种重要工具，其他国家都在广泛使用这个工具，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个重要工具弃而不用。
当前形势好于2015年
第一财经：你认为这一轮人民币汇率下跌与“8·11汇改”人民币下跌还有哪些主要区别？中国经济基本面与“8·11汇改”时期中国经济基本面相比有何变化？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六稳”对于稳定人民币预期有什么帮助？
余永定：2018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的内外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变化，如中美贸易摩擦爆发、经济增速趋缓、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等等，这些变化肯定会影响人民币汇率预期。而经常项目的转差和资本外流的加剧也会对人民币施加更大的贬值压力。但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当前形势比2015年要好。
同时，虽然现在的人民币汇率下跌速度接近2015年“8·11汇改”后的下跌速度，但市场并没有出现当年的那种恐慌情绪，这说明市场比过去成熟了很多。应该看到，尽管汇率下跌迅速，但外汇市场上的日交易量比2015年时小得多。我认为，资本管理的加强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那么，接下来央行应该向市场传递什么信息呢？货币当局应该向市场传递不会干预的信号，这样，市场就可以对未来汇率的变化和央行的政策做好思想准备，而不会因为事出突然，做出过度反应。与此同时，央行应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减轻因资本外流对人民币产生的压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存在不少金融资产“堰塞湖”，湖里蓄满了流动性，一旦崩塌，后果相当危险。例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值得高度关注。但是，只要疏导得力，资产泡沫崩溃导致资本大量外流的情景是可以避免的。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六稳”对于稳定人民币预期肯定会有积极帮助。
第一财经：你认为当前市场对人民币的预期是分化的吗？为何会出现人民币有贬值压力，却无贬值预期的情况？这一轮人民币贬值是否充分消化了中国宏观经济、外部贸易摩擦及方方面面可能面对的压力？
余永定：我认为，存在人民币贬值压力，却无贬值预期的说法不准确。2018年8月3日，央行宣布把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上调到20%, 人民币应声反弹这点就说明市场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但是目前的贬值预期不如2015年“8·11汇改”后那么强烈。在资本管理得到加强之后, 市场可能会比2015年更多关注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在央行不干预的情况下，汇率的变化应该能够较快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不仅如此，前一段时间汇率的贬值已经包含了贬值预期的影响。因而，目前的汇率水平应该基本反映了外汇供求的真实状况。如果未来经济的基本面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有所转差，汇率将会进一步贬值，但发生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不大。
目前仍是汇率自由浮动的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