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不知道，解约这条路，其实溢满了血腥味。
3月初，有传闻称，迪丽热巴和嘉行传媒结束了13年的长约。
在过去几年，迪丽热巴粉丝和嘉行摩擦不断，经纪宣传团队长期被指控失职，后勤保障屡遭吐槽。粉丝们长期抗议嘉行“强带新人，消耗热巴”等等。
滞留迪拜事件，让粉丝的怨气到达顶峰。网友普遍认为，这是嘉行续约失败的报复。实际上，该航班为热巴自己所选，而续约与否早就确定了。
不过，之所以迪丽热巴被传自立门户，是因为她换了经纪人团队——张小斐前经纪人郝阿三成为了她的新经纪人。但据「文娱春秋」所知，郝阿三其实是入职了嘉行的，所以，即便更换了经纪人，但约还在（或许也是换了合作模式）。
身为艺人，永远比粉丝更知道自身的真实处境。
即便是约满不续，也远远不是简单的分行李，利益的牵扯盘根错节。更何况是长达13年的合作，打断骨头连着筋，独立运营不仅很多事要重头再来，可能还有许多潜藏的风险。
当然艺人也不傻，续约必然已经保障了充分的自主权和利益，甚至可能是代理式合作。对于双方，这无疑算得上是双赢。
或许，会有许多人感到惋惜。毕竟对于头部艺人，能无伤离开第一个经纪公司的机会，很可能一生只有一次。
大出血解约的赵露思，可能就深知这一点。
2025年8月，赵露思以一条空白文案的微博，拉开了手撕银河酷娱戏码的大幕，紧跟着晒重度抑郁重度焦虑的评测报告，直言“不用你们封杀，我不干了”，随后多次直播，硬怼公司在她生病期间虐待、私自划账，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
然而舆论战看起来惨烈，赵露思却始终没有提起诉讼的意思。
据多个媒体报道，若是按照内娱顶流艺人违约金“按年收入数倍计算”的行业惯例，加上合约约定和预期损失，赵露思解约的违约金可能高达4亿。
若是官司再拖个一两年，恐怕等官司胜诉，圈里都已经没有了赵露思的位置。
2025年11月，舆论战大优、职业前景却十分不妙的赵露思，在生日音乐会上宣布正式与银河酷娱解约，并成立个人工作室“熠而叁思”。这家工作室的大股东，是虎鲸娱乐100%控股的大鱼快乐，与银河酷娱前创始人李炜的合资公司。
赵露思和银河酷娱解约的代价，则是虎鲸娱乐通过“后续演艺分成抵扣”的方式，为赵露思支付了约5000万“赎身费”，同时，赵露思还放弃了部分已拍摄作品的版权费。
事实上，没几个顶流像赵露思这样自毁式闹解约。近年来，艺人申诉解约，除非有实质性证据，证明公司有重大违约，否则就是一场大概率会输的血战。
艺人的爆红期就那么几年，没人愿意在这样的血战中消耗自己。
更何况，即便血战还有可能会输。
为什么艺人解约变得这么难？
这还得从三十年前说起。
-合约本是你想解，想解就能解-
1997年，随着王京花成立黑海红日，内地才有了第一个正式的经纪公司。
到2000年，华谊签入冯小刚、并购黑海红日，与鑫宝源、荣信达组成京圈三驾马车，娱乐行业进入了蛮荒时代。
此时，国内的电影屏幕不到2000块，电视剧年产量7000集，一部电视剧的总卖价不过几百万。
资源几乎完全掌握在公司手中。
几乎只有签了这些大佬公司的艺人，才能从中获取资源。
此时，艺人的演艺经纪合同，一般被司法认定为委托合同，有时也被认定为劳动合同。
艺人拥有单方面解约权。
唯一需要解决的是，解约之后的资源问题。
1999年，范冰冰不满琼瑶公司长期让她演配角，提出解约。琼瑶因此震怒，大骂她“就是丫鬟的命”，并将她告上法庭。
然而震怒归震怒，根据《合同法》第410条，艺人可以单方面解除委托合同，范冰冰以赔偿15万（一说20万）换取了自由身。
范冰冰敢跟琼瑶甩脸，自然也离不开当时的大佬、皮卡王影视董事长贾云的支持。贾云声称要几百万捧范冰冰，是当时金锁最大的底气，也确保了琼瑶的影响力不至于干扰自己的发展。
这一案例，后来也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常规做法。
因为这一司法实践，双方都更倾向于坐下来讨价还价，尽快了结。
张雨绮私接《白鹿原》，并在发布会上单方面宣布与星辉解约。哪怕她违约在先，法院也没有支持星辉的1400万索赔要求，更没有支持原经纪约继续有效，星辉上诉也没能改判。
总而言之，在2013年以前，艺人与经纪公司之间，无论具体合同怎么签，经纪公司势力有多大，只要艺人想解约，基本都能得到法院支持。
对于艺人而言，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甚至不必担心赔多少钱，法院并不支持天价赔偿。如果公司有核心违约行为，艺人甚至无需赔偿。
《情深深雨濛濛》（2001）中饰演 “陆梦萍”的乐珈彤，因长期无戏可拍，起诉解约，就无需赔偿，因为她长期无戏可拍是事实，属于公司违约。
选秀艺人要例外一些，也无非是赔偿金额的确高不少，陈楚生创下过950万的赔偿金记录（实际调解金额要低不少）。
实操中，除了2009年熊天平解约案被法院判决继续履约外，没有其它案例。
2012年，事情发生了变化。
-合约不是你想解，想解就能解-
2012年，窦骁起诉新画面要求解约，遭新画面反诉接私活、私接代言，并举证窦骁私接活动59场等违约行为。
窦骁主张经纪合同是委托合同，适用《合同法》410条，可以单方面解除合约。
这一次，北京中院更改了司法实践惯例，将演艺经纪合同认定为多属性混合合同，在公司不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况下，艺人不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
由于窦骁存在根本违约事实，法院判定合约解除，窦骁须赔偿私接活动损失100万和毁约损失200万。
北京高院二审维持了这一判决。
尽管法院没有支持新画面的高额索赔需求，但是这一判例释放了极其重要的信号：演艺经纪合同，不再被北京法院认定为委托合同，艺人也不再享有任意解除权。
2012年，因《步步惊心》爆红的林更新，拒绝出演《步步惊心2》，与唐人的矛盾迅速激化。
2012年12月，林更新按照艺人解约的常规流程，委托律师向唐人发《解除合约函》，以公司未履行经纪艺人、资源分配不公、双方缺乏信任基础等理由，单方面提出解约。
唐人书面回函拒绝解约。
2013年2月，双方对簿公堂。
2013年中，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经纪合同是委托合同，基于双方信赖，现在双方已丧失信任基础，援引《合同法》第410条，合同自林更新发函之日起解除，发函日之后接拍《痞子英雄》不算违约，并驳回唐人的诉讼请求。
2013年12月，上海中院二审判决，明确将演艺经纪合同定性为“兼具委托、劳动、行纪、居间特征的混合合同”，排除了《合同法》410条，判定林更新的解约行为属于违约，需要赔偿公司损失195万元。
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也没有影响解约的结果，但是对整个行业，却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从北京高院对窦骁案的判决，到上海中院对林更新案的终审，演艺经纪合同从此被司法实践认定为混合合同。
所为混合合同，即司法认为，经纪合同不仅包含演出安排，还含商业运作、包装推广、著作权许可，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构成完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不能单方面解除，除非一方根本性违约。
艺人从法律性质上，失去了任意解除的权利，也失去了想走就走的可能。
随着经纪合同法律性质的变化，法院的判决自然也产生了变化，于是有了2015年的蒋劲夫案。
-诉讼解约也会败诉的时代来临-
2013年，蒋劲夫出演《轩辕剑天之痕》爆红，随后参演多部剧集和综艺，成为一线小生。2015年，蒋劲夫与唐人矛盾公开化，于9月发微博单方面解约。
双方随后进入诉讼程序。
蒋劲夫认为唐人妨碍其事业发展，并拖欠费用，资源分配不均，同时主张演艺经纪合同是委托合同，自己享有解除权。
2016年，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蒋劲夫的诉求，判词重点是：演艺经纪合同是混合合同，唐人没有核心违约，艺人不能随意单方面解除，蒋劲夫仍然需要继续履行经纪合同，且须赔偿唐人经济损失200万元。
2017年，二审终审维持原判。
蒋劲夫不得不继续做唐人旗下艺人。在此期间，喜天影视提前悄悄打理他的事务，但由于官司耽误，加上合约在身，诸事不便，蒋劲夫已经失去了最好的发展机会。
2018年，法院对于金晨诉讼解约的案件，维持了一样的判罚：不予解约。
从窦骁的北京第一案，到林更新的全国示范性二审，到蒋劲夫的解约失败，司法一步步收紧了艺人解约。
根据2015–2020《中国艺人经纪合同纠纷司法裁判大数据报告》，艺人主张解除合约的案件，法院判决继续履约的，占了20%以上。
在2015年以前，艺人申诉解约失败的案例，几乎为0，只有熊天平一个孤例。
越来越多的艺人，即便打官司也无法解除合同，只能继续履约，还面临赔偿和公司的雪藏。
界面新闻援引法律界共识报道：“过去的经纪合约官司通常都会判决解约，但是近几年来不解约的判决越来越多。”
司法为什么会收紧解约？
-前人砍树，后人遭殃-
“若视为委托合同允许单方解除，将鼓励成名艺人恶意解约，破坏行业秩序。”——法院对林更新案的核心判词，在后来的蒋劲夫案、金晨案反复出现。
这句话已经表明了司法收紧的原因。
单方面解除权，导致一红就解约的现象有普遍化的趋势，对行业发展不利。
2005年，周笔畅获得超女亚军，从素人一跃成为爆红艺人，4个月后，周笔畅单方面宣布解约，最后赔了500万获得自由身。
从此，爆红就解约成为选秀艺人的常规操作。2009年，陈楚生被法院判为恶意违约，但最终结果仍然是650万换来自由。
相比赔偿，不用给原经纪公司高额分成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这个诱惑也在蔓延。
2008年开始，商业院线大爆发。到2012年，影院超过3500家，银幕数达到13118块，是2005年的5倍有余。
2012年的电影总票房达到170亿，是2005年的近9倍，2008年的4倍多。
电视剧市场，由于视频网站的疯狂竞争，各类新资本的进入，2012年，电视剧产量达到18000集，全球第一，平均单集售价台网加一起75万，最高已经达到单集200万。
在这种大爆炸式的发展背景下，艺人的片酬堪比坐火箭，头部艺人电影片酬2000万、电视剧单集片酬70万，都已经不是新鲜事。
爆红前后的片酬差距百倍不止，自然推动了艺人的解约意愿。
根据上海交大的调查数据，2005年以前，年解约官司小于5件。自超女解约潮，每年的解约官司10到15件，到2008年影视爆发年，每年的解约案暴涨到50-80件。
这使得司法不得不从行业健康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快速大力地收紧艺人解约。
一红就解约，很难单独从某个角度定性是非，比如辛芷蕾单方面与梁婷解约，从双方的角度都各自有话说。梁婷觉得我一分钱不赚就是想把你打造成文艺大咖，辛芷蕾认为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商业化赚点钱。
但从行业客观角度，艺人可以任意单方面解约，是极大的风险，艺人和经纪公司的互信关系被先天埋了一颗雷。
那些走在前面的艺人，多少对后来某些事情产生了负面影响。
司法一收紧，艺人从 “想走就走”，变成“输官司、赔大钱、甚至走不了”。
艺人解约成功率从2009以前的100%，变成了2015年以后得50%以下。
黄婷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审被判继续履约，二审虽然解约成功，但因为付不起高额赔偿金，成了失信被执行人，工作大幅度停摆数年之久。
解约风险的血腥味，逼迫艺人更审慎地对待自己签下的合约。
在行业摆脱草莽、走向正规的三十年，合约，一步步蜕变成为契约。
艺人亲手为自己星途，戴上了黄金枷锁。
也许下一步，司法会进一步完善，为枷锁送上一把钥匙，用来扫清那些利用灰色地带牟利的经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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