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中尼边境因为冰川崩塌所导致的超级山洪，不是“一次性的灾难”，而是一场“系统性、累积性、人为助长的生态灾难”，我称之为“灾害链”。“灾害链”是指综合各种致灾因素所建立的因果分析框架。换言之，这场灾害绝对不仅仅是气候变迁所造成，而是人为过度开发超越生态容忍底线而瞬间爆发的巨大灾难，是气候条件与人为密集开发相互交织所形成的“恶性加乘效应”。
生态祸首在中国
从“人为助长”的角度来看，这是大自然对中国“贪婪式开发”和“基建魔咒”的严厉谴责。已经可以确立，“中国是喜马拉雅生态灾难的祸首”，我归纳为三大“邪恶主义”：
1，草菅人命主义
2，以邻为壑的“国家自私主义”
以下是一组关于中国在青藏高原的水电开发数据：
雅鲁藏布江流域(13座水电站)
(1)雅鲁藏布江下游超级水电工程(墨脱水电站)
位于西藏林芝市与墨脱县交界的喜马拉雅大拐弯处。透过“截弯取直、隧洞引水”的方式，利用高达两千米的天然落差进行大规模发电。其中，包括5座梯级电站，其总装机容量预计将超越三峡大坝3倍。
(2)雅鲁藏布江中游桑日至加查峡谷段
在这一河段，中国已密集开发或规划了五座高度超过百米的大型梯级水电站，自上而下依序为：巴玉水电站、大古水电站、街需水电站、藏木水电站、加查水电站。
(3)从加查至朗镇河段，中国也规划了冷达、仲达、朗镇等3个梯级电站，加上流域内其他支流，整个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大型水电与水利设施总数至今达到13座。
湄公河上游的澜沧江流域(14座水电站)
虽然澜沧江并不是发源于喜马拉雅山，但对青藏高原的生态破坏依然不可小觑。澜沧江流域共计有14座大型梯级水电站。这条水系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完成全流域、梯级化开发的国际河流。
(1)在此河域上，共建了“果多”、“乌弄龙”、“里底”、“托巴”、“黄登”、“大华桥”、“苗尾”、“功果桥”、“小湾”(拥有世界最高等级的拱坝之一)、“漫湾”、“大朝山”、“糯扎渡”(流域中装机容量最大者）、“景洪”、“橄榄坝”。
以上这些密密麻麻的水电站，终日天雷地动的拦水发电，已经长期对此一地区造成“生态搅动”。换言之，中国只顾自己的开发利益，完全不顾下游国家的恶劣影响，这就是以邻为壑的“国家自私主义”。
3，“水霸主义”
中国自居“上游国家”，却从来不与下游国家充分共享资讯，在这次尼泊尔的山洪灾难，也不发出预警通知，甚至以掌握水资源作为地缘政治的战略工具，我称之为“水霸权”。所以中国不只是“盖水坝”，更是“建水霸”─水资源霸权。
什么叫“人祸”：中国的“基建魔咒”
1，大规模水力发电与水坝拦截的生态破坏
青藏高原及喜马拉雅山区周边是亚洲七大河系的发源地。中国为了追求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大量大型水坝与水力发电设施在脆弱的峡谷地带密集修建。这些工程不仅改变了自然的河道水文，大量开挖甚至爆破山体，更直接破坏了地质结构，导致斜坡稳定性恶化。当地震、冰川崩塌或发生冰湖溃决时，水坝与蓄水设施往往成为防线崩溃的第一个缺口(吉隆关口就是一例)，甚至因水库溃决引发更具破坏力的骨牌效应。
2，跨境交通与基础建设的“峡谷效应”
中尼边境山洪已造成9百多人丧生，目前尼方救援行动仍在持续。图为尼泊尔士兵8月31日在拉苏瓦县一处隧道内营救被困工人。（法新社）
在中国推动的基础建设与区域贸易路线中，例如跨境公路、铁路及关口建设(例如中尼边境的吉隆关口)，施工过程往往需要大面积炸山、开挖边坡与填河造地。这类工程在本已狭窄的河谷中压缩了行洪空间。例如“吉隆口岸”就是一个贸易关口，位于“吉隆藏布”与“东陵藏布”两条流谷的交会处，行政区域属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在交通上属于中国国道216、219、695号的交会点，晴空万里却出现土石流，把整个吉隆宏口岸全部冲垮，这跟中国过度的人为开发难道没有任何关系？许多基础设施与聚落被迫紧邻河道或陡峭山脚修建，当高山冰崩、土石流或暴洪顺流而下时，原本可以缓冲的“河道漫滩”因开发而失去调节能力，直接转化为吞噬建筑与人员的致命廊道。
3，地表覆被破坏与永冻土劣化的恶性加乘
高原上大规模的矿产开采(例如开采西藏稀土)、道路铺设(例如青藏铁路)以及因放牧政策与配套工程造成的草场退化、湿地萎缩，都在加速地表气候的恶化。植被与表土层被破坏后，地表对极端降温与暴雨的防御力大减。这与气候变迁引起的多年冻土融化形成恶性循环─这种人为扰动使热量更容易直接渗入地下，进一步软化了本就靠冻土黏合的高山岩体。
中国的“灾难甩锅”：冷血政权
中国官方在面对问责时，通常采取防御性且高度规避责任的立场。中国“央视”发出第一则灾难新闻的第一句话就是：“尼泊尔一侧”，意思就是不在中国一侧，与中国无关！
1，将地质灾害定性为“纯粹自然现象”
官方叙事始终将冰川崩塌、暴洪与堰塞湖溃决归咎于全球气候变迁与喜马拉雅山区脆弱的自然地质条件，强调“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力”。这种说法刻意切断了上游大规模水利开发、道路开挖与边坡扰动之间的因果关联，试图将中国对生态的“恶性加乘破坏”排除在问责范围之外。
2，以“国家安全与资讯主权”为由，封锁水文数据
对于跨境河流的源头数据、上游冰川监测以及水坝调度资讯，北京长期将其视为高度敏感的国安机密。这种资讯不对等不仅剥夺了下游国家建立有效的“早期预警”能力，也让外界难以透过公开的科学数据来检验上游工程是否直接诱发特定灾难，使中共借助“资讯高墙”而逃脱责任的追究。
3，以“人道救援”掩盖“实质问责”
灾难处理的基本步骤：究责、赔偿、改善，中国一向置之不理。当下游因跨境灾害遭受重大伤亡与经济损失时，中国往往不愿进入国际环境法或主权赔偿的讨论框架，而是转向提供物资、派遣救援队等“人道主义援助”来转移责任。这种作法一方面借机宣传区域影响与大国形象，另一方面将一场可能涉及国际环境侵权的法律与责任问题，降格为展现邻国友好的慈善外交。
4，拒绝“多边约束”与“跨境环境影响评估”
中国至今拒绝加入具有强约束力的国际跨境河流公约，1997年中国投票反对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也不加入《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简称《水公约》)。在跨国流域开发上更倾向于“双边协商”而非“多边共同治理”，这一方面避开“多国集体压力”，一方面使得下游国家在面对上游的大型水电与基建开发时，缺乏集体施压的筹码，也无法强制要求进行透明、独立的跨国环境影响累积评估。
从“跨国流域治理”与“地缘政治责任”的角度来看，要求作为上游国家的中国承担实质责任，是国际环境法与区域安全的必要之举。但是在喜马拉雅山脉与青藏高原的生态体系中，上、下游处于高度不对等的结构，这种“上游获利、下游受害”的事实，使得对“中国开发责任”的追究变得十分困难。
中国的“灾难政治学”
在这次尼泊尔山洪，中国的死伤数据与尼泊尔的数据大相迳庭，这不只是“数字差异”而已，而是一种“数字的武器化”。
1，非人道的“灾难叙事”
对于上游国家而言，中国淡化或压缩跨境灾难的波及规模与自身责任，是为了巩固“境外纯属自然气候变迁”的官方定调。透过控制伤亡数据的发布与诠释，官方能够将一场可能涉及跨境工程失灵或预警失职的人祸，重新包装为一场不可抗力的区域自然悲剧，甚至以政治正确(绿色转型、“双碳目标”)掩饰自身的道德缺陷与人性沦丧。
2，主权高于人道真相
当跨境灾害的伤亡数字被纳入国家安全的框架考量时，数字往往不再反映纯粹的人道关怀，而是成为政治敏感度的测量计。中国倾向于将灾情“轻描淡写”以避免引发国内外对其边境开发与大型水利工程的环保反弹；但下游国家只能以付出惨重代价来凸显生态掠夺与结构危机的严重性。这种数字上的不对称，证明一个事实：中共政权对自然与生命的冷血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