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指出，当北京发现网红比记者更好用，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只会更加非黑即白。
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了《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王月眉今年2月1日在首都机场准备飞往首尔出差时，被边控警察告知外交部已注销其居留许可。
王月眉谈到白纸运动：那天傍晚听到亮马桥可能有人聚集，骑共享单车过去的路上还在想大概是白跑一趟。到了现场，她发现愿意开口的人非常多。但也发现绝大多数人只有微信，没有任何加密通讯工具——即便前一晚上海已经抓了人，他们似乎并不觉得自己越过了红线，只觉得诉求很简单。
王月眉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发现自己并不需要记者——可以邀请网红和视频博主。这会导致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只会更加非黑即白。袁莉表示，一个真正自信的国家会允许别人写自己黑暗的部分，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
应用程序里的中国
美国网络时事杂志“中参馆”(ChinaFile)发表文章《中国的应用程序生活》，作者金玉米(Jeremy Goldkorn)曾在中国生活二十年，2015年移居美国，这是他疫情后首次回访。作者说，2026年在中国赚钱不易，花钱却相当愉快——酒店、火车、机票、餐饮、衣物、汽车、手机、按摩，相较美国都便宜，而残酷竞争在压低价格的同时并未换来品质下降，因为消费者会在平台上毫不留情地打分。
文章说，中国已经全面无现金化，必须有一部绑定实名认证的手机才能使用支付宝和微信钱包，而且只有这两个数字钱包管用。作者认为，一旦这些应用跑起来，就进入了叠加在物理世界之上的数字世界，全程只需要一个App。
代价随之显现。在北京海淀某片政府机构和住宅区集中的街道，每五十米就有一道横杆，上面挂着十几个功能不同的摄像头——车牌识别、行人人脸识别、车内人脸识别、步态识别。
在文化空间上，作者的判断是：2026年的中国，用于文化、社会或政治表达的空间非常有限，甚至比二十年前全国只有约一亿网民时还要小。
《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王月眉谈到了近年来中国敏感边界的移动——疫情初期武汉的医护愿意分享经历，如今几乎不可能采访到体制内医院工作人员;2020、2021年找教授做专家采访很容易，疫情后须先报备，现在极难;就连经济、就业、内卷都已成为敏感话题。
从民间信仰看“我们是最后一代”
在线文化杂志《中国书评》(China Books Review)在“中国在想什么”专栏刊出访谈《李明洁谈中国民间信仰》。受访者李明洁出版了著作《神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纸神专藏”研究》。在她看来，纸神是老百姓的神谱，是中国民间宗教的神谱，既非道教也非佛教。民间的组织能力并未因禁止信仰而消失，因为宗教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动员组织是同构的，本来就是一个组织。
对于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出现的反抗名句“我们是最后一代”，李明洁说，在中国传统里，祖先死后会成为庇佑你的神，很多人至今这么想;而那个年轻人的回答意味着，为了让孩子不必承受自己的恐惧，他把自己与中国传统、与民间信仰彻底切断。她说中国人对子嗣和财富的期待极其顽固，连这么重要的东西都可以抛弃，可见政策失民心到了什么程度。
李明洁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同事对这段视频的震动远不如中国人：在西方文化里每条生命只向上帝交代，而中国人不是回到天国，是要成为看顾下一代的祖先——中国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是秩序中的一个点，把他从关系里挖出来，他会非常痛苦。“断子绝孙”因此才是中文里最恶毒的诅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