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虚幻的全球避风港
时间:2026-08-30 09:24来源： 未知 点击: 次

西方国家并非首次走上这条路。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欧洲和其它美国盟友将中国视为新兴的经济强国。他们当时的假设就是，贸易将促使北京走向自由化，相互依存将形成相互制约，而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将成为一股净稳定力量。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中共利用西方的开放姿态，建立了不对称的依赖关系，获取了关键技术，并扩大了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到了2010年代末和2020年代初，许多西方国家却不得不争相摆脱对中共制造业、稀土、医药和电信等领域的依赖。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中共的“警钟”（wake-up call）意味越来越明显：供应链的脆弱性、胁迫性的贸易行为，以及中国经济实力与其威权政治体制密不可分这个事实。

如今，如果因为对华盛顿感到失望而重蹈覆辙，那将是一种战略性失忆。

“转向中国”（pivot to China）论调的核心谬误在于，它假定北京是一个中立的经济主体，其可靠性可以独立于其政治野心而评判。然而，中国的经济关系并非单纯的交易，而是国家治理的工具。

北京的投资、贷款和贸易协定都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旨在获取影响力。从澳大利亚到立陶宛再到韩国，许多国家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旦出现政治分歧，北京会毫不犹豫地将市场准入、旅游流量或进口限制作为筹码。这并非偶然，而是其体制的固有特征。

2021年11月16日，香港海关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了查获的几箱龙虾。此前，北京对澳大利亚出口实施制裁，导致大量海鲜经由香港走私到中国。(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北京的过往记录最足以令人质疑其提供更安全替代方案的说法。研究人员记录了2010年2月至2022年3月期间的123起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中共因政治争端而实施或威胁实施抵制和歧视性限制。

韩国在2016年同意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后，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北京以韩国企业集团乐天（Lotte）为目标，通过选择性安全检查关闭了其在中国的大部分商店，直到该公司在损失约18亿美元后被迫完全离开中国。更广泛的争端给韩国经济造成了约73亿美元的损失。

澳大利亚在2020年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COVID-19，即中共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后也经历了磨难，面临着中共对葡萄酒和其它商品征收高达218%的关税以及其它限制。

相比之下，美国尽管政治动荡，但在法治、独立法院和透明监管程序的框架内运作。即使华盛顿令其盟友感到沮丧，它也不会像北京那样实施有针对性的经济胁迫。美国有时可能难以预测，但中共政权的强制力却是可以预见的。

此外，中共提供稳定替代方案的想法忽视了其自身经济的结构脆弱性。增长放缓（过去几年可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人口崩溃、债务增加和政治控制收紧，创造了一个远比“一带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简称BRI）时代光鲜亮丽的叙述更难以预测的环境。

如今，西方国家若加深对中共的依赖，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束缚在一个面临长期停滞的经济体系和一个日益倾向于出于政治目的干预市场的领导层之中。这绝非建立可靠性的良方。

此外，还存在一个更深层次的战略矛盾。许多正在考虑与中共建立更紧密经济联系的西方国家，同时也对北京的军事野心、其在印太地区的强硬姿态以及其重塑全球治理的努力感到担忧。

认为可以将经济一体化与地缘政治结盟割裂开来，无异于忽视了中共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策略。经济依赖并非抵御冲突的缓冲，而是一种可能被利用的弱点，而且这种弱点终将被利用。

出于对美国的失望而选择中共，并非一种对冲策略，而是放弃了影响力。它以短期的便利换取了长期的脆弱性。而且，它有可能重蹈覆辙，犯下西方直到最近才开始纠正的错误：即认为与北京的经济接触能够完全不受中共政权政治野心的影响。

作者简介：彼得‧达林（Peter Dahlin）是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成立于2016年）创始人，也是总部位于中国北京的非政府组织“中国行动”（China Action）联合创始人（2007—2016年）。他著有《媒体审判：中共的新式审判表演以及中国媒体的全球扩张》（Trial By Media: China’s New Show Trials,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ese Media, 2018）一书，也是《失踪者人民共和国：中共治下人口强迫失踪系统内部追踪》（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Disappeared: Stories from Inside China’s System for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2017）一书的撰稿人之一。他从2007年起住在北京，直到2016年被拘留并被关进秘密监狱。随后他被驱逐出中国并被禁止入境。在去中国之前，他为瑞典政府工作，处理性别平等问题。他现在居住在西班牙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