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正国级、母亲副国级 她晚年“化缘”扶贫
时间:2026-08-26 11:47来源： 未知 点击: 次

差点没能来到这个世上

李特特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意外。

1923年，蔡畅与李富春在法国结婚不久便发现怀孕了。当时的蔡畅一心扑在革命上，从没想过要孩子。得知怀孕后，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做人工流产。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李特特的外婆葛健豪。

葛健豪不是寻常人。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与葛健豪家相隔不远，从秋瑾那里，葛健豪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思想。1907年秋瑾被杀害，葛健豪悲痛不已，从此不断鼓励儿女要像秋瑾一样做人。

秋瑾

1919年，50多岁的葛健豪借来600元银元，带着儿女们赴法留学。她硬是跟着年轻学生啃法文，最后甚至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

听说女儿要做掉孩子，葛健豪坚决反对，甚至说宁愿放弃做工，也要抚养外孙女。在母亲的极力劝说下，蔡畅这才同意生下了女儿。

但革命意志坚决的蔡畅，在产床上便做了绝育手术。为纪念这个特殊的生命，李富春夫妇为女儿取名“特特”。

李特特后来感叹：“我的生命几乎是外婆给的。”

四岁就“参加革命”的孩子

李特特出生后，由外婆在法国抚养。快满一周岁时，父母回国，她跟着外婆回到了湖南。

1928年，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联络机关。为了掩人耳目，蔡畅接来了母亲和四岁的李特特。

“我们搬家很勤，一搬家，外婆就负责保管机密文件和经费，我的任务是拿脸盆盛一盆水，然后把外婆烧掉的纸放进水里，倒进马桶。”

小小年纪的李特特，就这样参与了地下工作。外婆走后，家里只剩下李富春一家三口。

“我总是被一个人扔在家里，几天都和父母说不上一句话。那时我刚满五岁，每到天黑，看着窗外摇曳的树影，棚顶上吱吱作响的老鼠，家具发出的胀木声，吓得毛骨悚然。”

后来搬进小洋楼，家里每天宾客盈门。妈妈一会儿让她在客人来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一会儿又让她贴窗花。“妈妈是个急性子，让做就得马上做，不能问。直到长大，我才明白，我四岁就参与革命工作了。”

战火中走出的女机枪手

1938年，14岁的李特特被送往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和她同行的还有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

刚到儿童院时，李特特觉得“太幸福了，这里吃喝都不用管，到了礼拜天，洗澡、换衣服，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

17岁的李特特和儿童院一些较大的孩子被安排参加军事训练，准备作为后备军参加战斗。她每天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

由于肯吃苦，这位中国姑娘在军训结束后获得了“轻机关枪手”荣誉证书。必要时，她将被调往第一线参加战斗。

除了军事训练，李特特还在战地医院护理伤员。除了每天帮伤员换药、喂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将一筐筐断胳膊、断腿收集起来埋掉。

“我护理过一个年轻的士兵，他长得很英俊，但被截去了四肢，只剩下一个躯干被摆放在草垫子上。小伙子请我给家人写信，告诉父母不用挂念，他一切都很好，战争结束后就能回家了。我写着写着，泪水就止不住往下流。”

在零下40℃的天气里，她与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面渗出来，后来就干脆不戴手套，任凭血和泥土混在一起。”

“妈妈是一个冰冷的壳”

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李特特曾和来开会的母亲蔡畅有过一次深入交谈。

“我对妈妈说，你不爱我。妈妈愣住了，她说，妈妈是爱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妈妈没有精力和你亲热。”

李特特说：“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没表示，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

妈妈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暖水瓶，外边冷里边热。”

李特特说：“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壳！”

“妈妈沉默了许久，说，这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练出的性格，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一个。我一言不发，泪水浸湿了脸颊。”

抱着三个月大的儿子去北大荒

1952年，李特特从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毕业回国。“和走前一样，父母还是异常忙碌，很少见面。”

她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权。相反，在父母的鼓励下，她带着仅三个月大的二儿子去了北大荒开荒。

“孩子的父亲不习惯，他不懂中文，来北京后被分配在电信局工作。很多人议论，说我们长久不了。文化背景差异大，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再加上那时候我们党内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和我的交流越来越少。”

李特特脱下西装高跟鞋，换上列宁装，背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跟着垦荒大军踏上了北大荒的土地。当时的北大荒还是一片荒芜，她在这里一待就是三年。

那时候，她的父亲李富春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是全国妇联主席。但李特特从没想过靠父母的背景走捷径。

后来，李富春去世，蔡畅把家中多年积攒的存款作为特殊党费交给了组织，没有给女儿留下一分钱。这件事对李特特影响很深——她比谁都清楚，那不仅仅是一笔钱，那是父母对一生信念的坚持。

放下身段，低头“化缘”

1988年，64岁的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别人都以为她会安享晚年，可她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加入刚成立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成为终身理事。

从此，她彻底放下高干子女的身段，常年奔波在偏远贫困山区。“最忙的时候，我这个84岁的老太太几乎每个月要出差，走过的贫困县和村庄大概有两三百个。”

她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化缘”。她从写字台翻出一堆电话簿，厚厚的几十个本子里记满了中国政界高层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联系方式。“我爸爸以前和他们关系都很好，经常往来，他们的联系方式我都有。”

说到这里，李特特皱起眉头：“不过现在有些人很害怕接我电话，都讨厌我了，因为我找他们就一件事——‘化缘’。”

有人这样形容她的工作——“一脚落地，一手通天”。她一边利用自己的关系，向各方领导、企业家说情要钱；一边将得来的“好处”转给最底层的村民，帮助贫困地区架桥、打水井、修公路、办学校、建工厂。

很多人不理解：“她一个人，国家又给她配了保姆，住着宽敞的三居室，别说安度晚年，就是游山玩水、度假疗养也不是难事，可她偏要给自己找气受。”

李特特的回答掷地有声：“难道让我天天坐在家里等死啊？人怎么能这样活着！现在有些人一顿饭不知吃掉多少钱，可还有些地方的人，连饭都吃不饱，孩子穷得没衣服穿，我一想起来就坐不住。”

二十余年里，她踏遍数百个贫困县区，累计筹措了一千六百多万元的扶贫资金。这些钱全部投入山区民生建设——修桥、打井、修路、办学……

而她自己的生活，始终清贫简朴。

传奇落幕

2021年2月16日晚，李特特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有人问她图什么？她的回答很简单——一想到还有人吃不饱饭、孩子没衣服穿，她就坐不住。

这就是李特特，一个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特权可耻、奉献光荣”的人。她走了，但她走过的那些贫困县、修过的那些桥、打过的那些井、资助过的那些孩子，都会记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