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6月4日是六四37周年纪念日。37年过去了，历史的伤口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在这座曾经拥有烛光海洋的城市里，演变成了一场对记忆的极端恐惧。刚刚大家在片头看到的，就是 2026 年 6 月 4 号当天，香港铜锣湾与维多利亚公园外的真实写照，据多家香港媒体报道，警方当天至少带走7人，年龄从 17 岁一路跨越到 79 岁。 79 岁，那是经历过大时代的老人；17 岁，则是六四发生近二十年后才出生的新一代。
与此同时，远在海外的前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发表了最新震撼专访，他红著双眼说：我们是在香港人的黄雀行动中被救下的人，我们欠了香港人一条命。
今天，我们不仅要直击2026年香港街头的六四现场，也要回到三十多年前，重新回顾黄雀行动如何在中共全面追捕下，将一批民运人士秘密送离中国。而在这段历史背后，多位参与者都提到了一个名字——香港天后梅艳芳。
刚刚在片头看到的这群人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没有扔汽油弹，也没有喊口号。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社民连主席陈宝莹，手里仅仅是拿著一朵黄色的玫瑰花，就被几十名警察拉起橙色封锁线 层层包围。警方在现场大声指责她，说她手持鲜花的行为“引来公众围观、可能引致公众混乱”，涉嫌违反《公安条例》，随后强行将她推上警车。
还有著名的“旺角鸠呜团”冯姨，只是在崇光百货外的人群中举起了“六”和“四”的手势，结果呢？就被便衣员警当场警告“涉嫌具有煽动意图”，随即被押离现场。 在短短的押解路程中，一名女警至少十度用力按下她的手，不让她把手势举起来！
现在的香港甚至连高歌一曲的自由都不被允许。那名在街头拿著“无条件宽恕”纸牌的男子，高唱著《人类群星闪耀时》，从他开唱到被警察断歌、包围、塞进警车，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行为艺术家三木，原本打算在铜锣湾街头现场的铁栏杆上，绑上一条长度为 6.4 米的红线进行艺术创作，但随即被现场的警员查身分证，而未能成功进行活动。
随后，三木在大批警员的陪同与护送下步行离开现场。在沿途接受媒体访问时，他感叹香港的情况“越来越差”。
这名戴眼镜的青年男子，身上穿著写有“the sound of silence”的黑色 T 恤，在铜锣湾地铁站出口外进行行为艺术。他先用红笔在自己的左前臂 密密麻麻地写满多个“人”字，接著他用白布蒙眼静立；随后他解开白布，拿水喷sa洒手臂, 并试图用布擦拭掉手上的字迹。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三年在六四当日被警方带走。
很多围观的人在问，这位年轻人想表达什么意思？我讲讲我的一些看法。他使用红色马克笔，应该是隐喻37年前的天安门流血事件，密密麻麻的“人”字，代表了当年无数死伤的学生和北京市民。
最震撼的关键动作，他拿起水瓶向自己写满“人”字的手臂喷洒，并试图用白布将那些字迹和化开的红色液体ca擦拭干净。这个动作似乎在隐喻过去37年来，尤其是近年来的香港，强权试图透过禁止集会、修改教科书等手段，试图“洗擦”掉六四历史和港人的集体记忆。
最后，他用一条白布紧紧包裹住自己的双眼， 我猜测是隐喻了社会被迫进入一种“视而不见”、“装聋作哑”的集体状态。
观众朋友，你们认同我的解读吗？认同的请在评论区打 1，如果有不同的见解，请打 2，并欢迎分享您的看法。
这就是 2026 年的香港。一朵胶花、一首歌、一个手势，就引发了当局的深层恐惧。强权把维园的足球场 变成了吃喝玩乐的“家乡市集”，企图用歌舞升平来抹去历史。前社民连 成员“阿牛”曾健成在现场痛斥：这根本是在“历史的伤口上涂胭脂”！
就在香港全城肃杀、连一盏烛光都容不下的时候，前八九学运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在六四前夕接受了《追光者》的专访。
他对著镜头，说出了一句让无数港人瞬间泪崩的话。
吾尔开希沉痛地回忆，37年过去了，大家的时光在飞逝，但对于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牺牲的同伴，他们的时光永远停在了37年前。他们的母亲等了37年，还在等一个正义。
他说，当年天安门的学生太天真，以为中共会走向开放；就如同当年的香港人一样天真，以为真的会有“五十年不变”。虽然当年下达开枪命令的中共领导人已经不在人世，但共产党还在。
吾尔开希最后给出一个定性：“我们必须认清，中国共产党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依靠掠夺和剥夺人民自由 来维持统治的‘盗匪集团’！”
吾尔开希说，活著的民运人士欠了香港人一条命。他这条命，是三十多年前，在一个名为“黄雀行动”的秘密通道中，香港人用血肉、用金钱、用不计后果的侠义精神，突破中共的天罗地网抢回来的。
这场长达8年、成功救出 300 多名民运人士的地下奇迹，最初其实是一场黑白两道、江湖义气和演艺天后梅艳芳，联手对抗极权的天方夜谭。
据香港01采访了当年多位行动小组成员透露，黄雀行动在运作上采取了极其严密的内部分工，主要分为两大核心组别： 第一组是“情报组”。他们负责深入大陆收集消息，专门确认那些被通缉的民运人士的真实身分，并锁定他们在大陆藏身的具体位置。
第二组则是“行动组”。由前线总指挥、商人“六哥”陈达钲统筹，带领弟弟“七哥”陈达钳、黎沛成以及李龙庆等人，亲自深入大陆第一线。他们负责将目标人物从大陆各省份接应、护送到厦门、汕头、深圳等华南沿海城市，随后部署走私出海。
在那个没有智慧型手机、通讯随时被监听的年代，黄雀行动在内地的每一步都是在与死神跳舞。在黑市码头相认时，他们绝对不提真实姓名，而是使用特定的暗号。甚至为了防止认错人，他们会将一张相片一剪为二，接头时双方各持一半，只有拼合在一起天衣无缝，才能确认身分。
前线人员随时都要面临突发危险。如果行动组在前线发现周围有线眼跟踪、或者风声太紧，他们就会立刻拨通长途电话，用预先设定好的撤退代号通知总部。例如：“今日下雨，不踢球。” 只要这句话一出，整个营救计划立刻取消，所有人原地潜伏。
而最惊心动魄的，是海上突围的“硬攻”。 当时大陆沿海边防布下重兵，海警巡逻艇彻夜搜查。为了摆脱中共执法船只的追捕，黄雀行动前线小组动用了高达1,200 至1,400 匹 大马力的特制快艇。这种快艇在海面上全速前进时几乎是在飞。营救小组就是靠著这种超越大陆巡逻艇数倍的疯狂速度，在惊涛骇浪和密集的探照灯下，强行突破海面封锁线，将吾尔开希、柴玲、苏晓康等重点通缉目标，安全送抵香港。
而这场长达八年、耗资无数的地下庞大运作，背后最大的秘密资金来源之一，正是香港的百变天后——梅艳芳。
1989 年夏天，梅艳芳正处于演艺事业的最颠峰。导演关锦鹏正准备筹拍后来轰动影坛的《阮玲玉》，并钦定梅艳芳为女主角。但六四事件发生后，梅艳芳为了抗议北京当局的暴行，毅然宣布辞演《阮玲玉》，并公开表示，在六四平反之前，她拒绝踏入中国大陆一步。为了信念，她甘愿断送自己的影后前途和整个大陆市场。
据部分参与黄雀行动人士后来回忆，梅艳芳不仅在台前发声，她更利用自己在演艺圈的号召力秘密筹款。黄雀行动早期，黑帮势力因为遭到中共的强大政治施压而选择淡出，行动改由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常委朱耀明等人主导，前线则由陈达钲指挥。
在最缺资金、快艇受损、前线运费高达天文数字的生死关头，据部分参与者回忆，梅艳芳曾出资协助前线行动所需费用，包括快艇及其他运作开支，并支付了大量前线人员的安家费。
当那些大陆流亡的学生惊魂未定地逃到香港、被安置在遍布香港的“安全屋”时，梅艳芳常常会在深夜，完全素颜、不带任何随从地出现在安全屋里。她默默为大家送来物资，并给予这些年轻人温暖的拥抱，把他们看作是“为国家受难的弟弟妹妹”。
部分参与者还提到，当地下营救渠道因利益问题面临江湖势力“黑吃黑”的极端风险时，草根出身、在香港黑白两道颇有威望的梅艳芳，曾亲自出面进行斡旋和调停。即便当时面临政治威胁，她也以极其强硬的“大姐大”气场顶住。她原本已拿到加拿大签证，但六四后她毅然退回护照，她说：“我不要走。我不是那种拿了外国护照才敢站出来讲话的人。我要搏到九七，尽我最大努力，无悔今生。”
在核心成员与港英政府、外国驻港领事，尤其是率先打开大门的法国领事的秘密配合下，这批藏在安全屋的民运人士最终拿到临时身分证明，安全送往海外。
直到 2004年1月梅艳芳的葬礼上，当年被她救出的吾尔开希获准入境，红著双眼送了这位救命恩人最后一程。这就是当年的香港人，这就是跨越了将近四十年的历史盟约。
可以说，黄雀行动的惊险程度超过好莱坞大片。这段历史会记录在案，当强权消失时，会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观众朋友，37 年过去了。2026 年的维多利亚公园，已经点不亮那片震撼全球的万千烛海。取而代之的，是试图切割记忆的家乡市集，和严密到窒息的国安防线。
从表面上看，强权用铁腕收走了烛光，用警车带走了反抗者。但那些被带走的香港人证明了一件事：香港人的记忆，是收不走的；香港人的脊梁，是压不断的。
那种从 1989 年传承至今、流淌在梅艳芳血液里的侠骨柔情，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揉进了铜锣湾傍晚的风里，藏进了每一个拒绝遗忘的普通香港人的眼神里。当年黄雀行动救下的人，不只是几百条生命。它救下的，是香港人面对强权时那份不肯低头的精神。 37年过去了，烛光可以被熄灭，集会可以被禁止，但记忆无法被没收。只要还有人愿意记得，黄雀就从未离开过香港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