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革命者 谁是反革命
时间:2026-06-05 15:01来源： 未知 点击: 次

第一阶段，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将学生运动和社会抗议定性为“动乱”，并宣称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此后，“四二六社论”成为中共强硬派压制学生运动的重要政治依据。

第二阶段，1989年6月3日至4日，戒严部队以坦克、装甲车和实弹对北京学生与市民进行武力清场之后，中共官方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宣称已经“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

第三阶段，1989年6月9日以后，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开始使用“政治风波”这一相对缓和的说法指代整个事件。此后数十年，“政治风波”成为官方较常使用的中性化、模糊化表述；但在一些正式文件和政治叙事中，“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一原始定性仍时常被重提。

这些称谓的变化，本身就是权力叙事的变化。“动乱”用于为戒严制造政治理由；“反革命暴乱”用于为开枪镇压和事后清算制造合法性；“政治风波”则用于在国际压力和历史追问面前淡化罪责、模糊责任、掩盖屠杀。

然而，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谁才是革命者？谁才是反革命者？要求民主、自由、反腐败和法治的学生与市民，显然是革命者；调动军队屠杀人民、维护一党专制特权的统治集团则是反革命。

本文认为，判断革命与反革命，不能依据掌权者的官方定性，也不能依据某个政权是否自称代表人民、阶级、民族、宗教或历史方向，而应依据现代政治文明的根本标准：它是否扩大人的自由、尊严、权利与法治保障；是否推动社会摆脱专制、奴役、恐惧和暴力；是否使人更像人地生活。

从这一标准看，八九民运是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宪政、反对腐败特权、争取人权自由的和平革命行动；六四大屠杀则是中共反革命集团对革命人民的血腥镇压。

二、革命的现代含义：不是暴力夺权，而是文明进步

汉语中“革命”一词源自《易经・革卦》中的“汤武革命”，原意与天命转移、朝代更替相关。近代以来，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中以“革命”翻译英文revolution，此后该词进入现代东亚政治语言。

在传统语境中，革命常被理解为改朝换代；在近代政治语境中，革命常被理解为被统治者对旧统治体系的反抗与颠覆。但如果从现代文明史角度看，革命的含义远比暴力夺权宽广得多。例如：农业革命使人类从狩猎采集走向定居农业，开启文明社会；科学革命以观察、实验和数学方法重构人类认识自然的方式；工业革命彻底改变生产方式，使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启蒙运动推动理性、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和权力制衡等观念；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把现代公民权利、共和制度和人民主权推向历史前台；废奴运动、妇女权利运动、民权运动和二战后的人权革命，则不断扩大“人之为人”的权利边界。

这些革命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是因为它们改变了人的处境，扩大了人的能力、自由、尊严和权利。

因此，判断一个政治运动是否是真正的革命，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推翻旧政权，也不在于它是否自称代表某个阶级、民族或宗教，而在于它是否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自由、更平等、更法治、更尊重人的方向。

真正的革命，应当是人的解放，而不是人的奴役；应当是权力受限，而不是权力无限；应当是法治建立，而不是恐怖政治；应当是人的尊严提升，而不是人格贬损；应当是社会进步，而不是文明倒退。

凡是以“革命”名义摧毁法治、剥夺人权、复辟或强化专制、制造大规模恐怖和灾难的政治运动，均应被视为反革命。

三、六四：中共反革命集团对和平民主革命的镇压

八九民运的基本诉求，是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要新闻开放、要政治改革、要法治保障。它不是暴乱，不是阴谋，更不是所谓“反革命暴乱”。它是中国人民在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和平民主革命运动，是社会要求摆脱一党专制、走向宪政民主的重要历史时刻。

学生绝食、广场集会、市民游行、知识界呼吁、工人和普通市民的广泛参与，构成了一场全民性的和平政治觉醒。它所代表的方向，不是社会倒退，而是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现代公民社会和现代法治文明的可能性。

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层，为了维护一党专政和既得特权，调动正规军进入首都，以坦克、装甲车、机枪和实弹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这不是“平暴”，而是国家暴力对人民的屠杀；不是维护秩序，而是以恐怖手段摧毁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历史机会。

六四大屠杀的本质，是掌权者以军事暴力镇压人民的和平政治诉求。它阻断了中国可能出现的民主转型，延续了一党专政的统治结构，也使中国政治层面长期陷入恐惧、谎言、审查和历史禁区之中。

因此，从现代政治文明标准看，八九民运是革命性的民主运动；六四镇压则是彻底的反革命暴力。被中共称为“反革命”的学生和市民，恰恰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力量；自称“革命政权”的中共统治集团，才是阻挡中国走向自由、法治与文明的反革命集团。

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个单一标签可以掩盖的历史人物。作为六四镇压的最高决策者，他对这场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六四问题，是判断邓小平历史责任的核心问题之一。

四、所谓“十月革命”的反革命本质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为俄国打开了通往多党政治、新闻出版自由、制宪会议和宪政民主的历史可能。

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局势当然极其复杂：战争压力沉重，土地问题尖锐，临时政府软弱，社会矛盾激烈。但无论如何，二月革命至少终结了沙皇专制，开启了政治开放的空间。

然而，同年十月，布尔什维克通过武装夺权推翻临时政府，并没有继续推进民主革命，而是逐步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实际结果不是把权力交给真正多元的苏维埃民主，而是把权力集中到布尔什维克党手中。⑥

1917年底举行的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未能获得多数。社会革命党因得到广大农民支持，取得优势席位。按照民主原则，选举结果应当受到尊重。然而，1918年1月，立宪会议召开不久后，即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解散。

这一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选举失败后不承认选举结果，以枪杆子解散代表民意的议会，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以党权否定民权，以暴力否定人民主权。这是所谓“十月革命”具有反民主、反宪政性质的关键标志。

此后，布尔什维克彻底抛弃民主法治，建立起党国体制、秘密警察、红色恐怖、思想审查、政治清洗和集中营体系。到了斯大林时期，这一体制发展成高度极权化的恐怖统治，造成大规模政治镇压、饥荒、劳改营死亡、民族强制迁移和人权灾难。

因此，从现代宪政民主和人权标准看，所谓“十月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进步革命，而是毁灭二月革命民主成果的反动行径。它推翻临时政府之后，没有建立自由制度，反而建立更严密、更系统、更意识形态化的新专制。称其为“十月反革命”，比称其为“十月革命”更符合历史本质。

五、中共革命是破坏中国宪政民主进程的反革命

中国近代本来已经多次打开通向宪政、共和、民主和法治的大门。

从清末预备立宪开始，中国已经逐步出现从皇权专制走向现代国家的可能。如果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改良路线能够成功，中国或许较早走上君主立宪道路。后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虽然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军阀割据、制度不稳，但中国毕竟结束了两千多年皇帝制度，迈出了从皇权专制走向共和政治的重要一步。

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后，中国在形式上实现统一。如果没有中共长期制造武装割据和阶级斗争，中国本有可能在国民政府领导下逐步推进国家建设、现代教育、市场经济、宪政改革和法治秩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同美国等盟国合作，坚持长期抗战，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维护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国际地位。

然而，苏联因素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苏联出兵东北虽然击败了日本关东军，却同时拆卸和破坏东北大量工业设备，并在客观上为中共接收武器、扩大地盘和发动内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苏联的介入与中共的武装扩张，使中国原本可能走向战后重建和宪政转型的道路被阻断。

中共以“革命”名义夺取政权，实质上并不是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和法治，而是建立了一种比传统专制更深入、更全面、更恐怖的现代极权统治。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社会分裂为“人民”和“敌人”，用暴力重组国家、财产、社会和思想秩序。

土地改革摧毁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大批地主、富农及乡村精英遭到杀戮和迫害。公私合营消灭了城市中的企业家阶层和市场经济基础。反右运动镇压知识分子，使独立思想和公共批评几乎被彻底压制。大跃进以荒唐的政治狂热愚弄全国人民，根据虚假的“放卫星”产量强征农民的活命粮，破坏经济、生态和社会基本秩序，并制造、加剧和延续人为大饥荒，造成数千万农民非正常死亡。

关于大饥荒死亡人数，国内外研究估算差异很大，从一千多万到四千多万乃至更高均有不同说法。低于3000万的数字显然严重低估。根据廖伯康向杨尚昆的汇报，仅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就饿死1250万以上，饿死率大约18%，四川省荥经县饿死率超过60%，我的老家四川省江北县饿死率超过20%。杨继绳估计约3600万人死于饥荒，另有应出生而未出生的人口约4000万，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总损失高达7600万人（相当于全德国人口）；冯客估计非正常死亡至少4500万人；曹树基等研究也给出数千万规模的死亡估算。无论采用哪一种估算，大跃进饥荒都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严重的人为灾难。

在大饥荒期间，许多地方粮仓仍有粮食，国家仍在征购、储备甚至对外输出粮食（饿死中国人来援助外国人），但大量农民却被禁止逃荒、禁止自救，最终成片饿死。这已经不能简单称为“政策失误”，而是国家暴力、粮食控制、信息封锁和政治恐怖共同造成的人道灾难。

所谓文化大革命，更是全面反革命、全过程反革命。它摧毁法治、教育、文化、伦理和社会信任，迫害了无数干部、知识分子、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和普通家庭，破坏了生产力、文物古迹和民族精神。它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群众斗群众，以“造反”的名义摧毁社会秩序，以“阶级斗争”的名义践踏基本人权，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制造个人崇拜和思想奴役。

因此，从现代政治文明标准看，中共所谓“革命”并不是历史进步，而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宪政民主潮流的反动。它不是把中国从专制带向自由，而是以更激烈、更系统、更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复辟和发展专制。它以“人民解放”的名义剥夺人民自由，以“阶级正义”的名义制造社会仇恨，以“共产主义理想”的名义牺牲现实中亿万人的生命与尊严。

毛泽东时代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是自由、法治、尊严和幸福，而是欺骗、恐惧、饥荒、迫害、杀戮和精神奴役。所谓共产主义革命，实质上是反宪政、反法治、反自由、反人权、反人性的政治倒退。它不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进步革命，而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毛泽东极权专制几乎剥夺了一切基本人权。在大饥荒最严重时期，农民甚至连逃荒权、乞讨权等最低生存权都被剥夺。这样的统治，不是人民解放，而是人民被奴役；不是社会进步，而是文明倒退；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

六、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共同反革命逻辑

20世纪主要共产主义革命，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一党专政、秘密警察、思想控制、经济管制、政治清洗和人权灾难。从苏联到中国，从北朝鲜到柬埔寨，从越南、老挝到古巴、阿尔巴尼亚等，许多自称“人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最终建立的并不是自由社会，而是党国专制。

这些政权的共同特征是：第一，阶级斗争取代公民平等；第二，党权高于法权；第三，领袖崇拜压倒权力制衡；第四，意识形态垄断思想；第五，以秘密警察和政治恐怖维持统治；第六，以“未来理想”为名牺牲现实中的人。

红色高棉是这一反革命逻辑的极端表现。1975年至1979年，波尔布特集团以建立“纯洁共产主义社会”为名，强制迁移城市居民，废除货币、市场、学校和家庭正常生活，通过政治清洗、强迫劳动、饥饿和疾病造成约150万至200万人乃至更多人口非正常死亡，约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对华人、越南人、占族穆斯林等群体的严重迫害甚至种族灭绝。

北朝鲜金家王朝则把共产主义党国体制与家族世袭、极端个人崇拜结合起来，形成现代世界罕见的红色王朝。它以“革命血统”之名建立最封闭、最恐怖、最荒唐的专制制度，长期剥夺人民基本自由和生存尊严。

这些事实说明：所谓共产主义革命，在实践中并没有带来人的解放，而是制造了新的奴役。它不是对专制的废除，而是专制的现代化、组织化和极权化。因此，从人权、法治和现代政治文明角度看，20世纪主要共产主义革命基本都应重新定义为反革命。

七、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反革命性质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它最初以反对专制王权、反对腐败和反对外部控制为号召，吸引了广泛社会力量参与。但革命胜利后，伊朗并没有走向自由民主和法治国家，而是建立了以神权统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把宗教权威置于人民主权之上，把神权监督置于民主程序之上，把宗教教义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妇女权利受到严重压制，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政治反对派遭到打压，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宗教权力深度控制。

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虽然推翻了旧王权，却没有建立现代自由制度，而是把国家带入另一种形式的专制统治。它不是从专制走向自由，而是从王权专制转向神权专制。从现代政治文明标准看，它同样具有反革命性质。

八、夺回“革命”一词的话语权

专制政权最擅长盗用高尚词汇。它们把奴役说成解放，把暴力说成革命，把谎言说成真理，把屠杀说成平暴，把一党专政说成人民民主，把思想控制说成理论武装，把对人民的镇压说成维护稳定。

因此，民主运动必须夺回“革命”一词的话语权。

真正的革命，不是野心家夺权，不是党派垄断国家，不是以阶级、民族或宗教之名制造敌人，不是以未来乌托邦牺牲现实生命。真正的革命，是让权力受到限制，让法律高于个人，让人民拥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选举权和监督权，让每个人首先被当作人来对待。

现代政治文明判断革命与反革命，不应依据胜利者宣传，也不应依据政权自称代表哪个阶级、民族、宗教或历史方向，而应依据一个根本标准：

它是否扩大人的自由、尊严、权利和法治保障。

凡是以人民名义奴役人民，以革命名义摧毁法治，以理想名义牺牲生命，以正义名义制造恐怖的政治运动，都是反革命。

八九民运要求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要法治，是中国人民走向现代文明的和平革命。六四大屠杀以坦克和机枪镇压这种要求，是中共反革命本质的集中暴露。

真正的历史审判终将到来：被中共称为“反革命”的人民，才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力量；自称“革命”的专制政权，才是阻挡中国走向自由、法治与文明的反革命集团。

谁是革命者，谁是反革命？答案不应由屠杀者书写，而应由历史、良知和现代文明标准来裁决。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