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省份陆续公布2025年经济数据。其中，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五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称“居民收入”）增速均低于同期GDP增速，差距超过0.4个百分点。上述五地是中国居民收入最高的五个省级行政单位（下称“最富五地”），人均收入超过5.5万元。此前，最富五地只有个别年份出现过这一现象，2024年后连续两年出现这一现象。
分类观察，2025年，上海、北京两地GDP增速较2024年有所上涨，但居民收入增速较2024年放缓，两地的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速差距进一步拉大；浙江、天津的工资性收入增速相比2024年有所上涨，但仍低于同期GDP增速。
最富五地的城镇化率分列全国1—3位和5、6位，均超75%，同时也是典型的人口流入地，常住人口数超2.1亿。2025年，全国居民收入增速与同期GDP增速持平。在最富五地外，全国还有8个省份也出现了这一现象。
启铼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最富五地”收入增速持续低于GDP增速，是宏观产出与微观体感之间温差的量化体现。宏观层面，GDP反映的是地区总产出扩张，其增量可能更多来自资本深化、技术进步、龙头企业利润等方面，因此在总量层面仍能保持韧性。而居民收入直接对应家庭就业、薪酬、经营收益与财富收益，更贴近微观主体的真实获得感。当增长的增量主要沉淀在企业利润、税收等项目，或者集中在资本回报更高的部门与主体时，向居民部门的传导就会偏弱，出现GDP增速稳健、但居民增收乏力的分化。
潘向东认为，人均收入增速持续低于GDP增速现象不能简单归为自然演化，而应理解为“产出增长结构”与“居民收入形成机制”之间存在阶段性偏离，后续需通过改善就业与收入预期、提高居民部门在分配中的获得感来缩小差距。
连续两年低于GDP增速
在全国层面，过去二十余年，虽然个别年份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会有一定差别，但总体上两者的增长基本保持同步状态，没有出现严重背离的趋势。
2016—2025年的十年间，全国居民收入增速均等同或超过同期GDP增速，居民收入也从23821元增至43377元，增长82.1%。
分省份看，2016—2023年，最富五地的收入走势基本与全国保持一致——居民收入增速随着GDP增速的滑落而持续下降但始终略高于GDP增速。
但在2024年，数据走势迎来拐点。如图一，从2022年开始，最富五地的居民收入与GDP增速差值开始快速下滑，2024、2025年差值均为负值，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低于GDP增速。
分省份看，上海两项数据的差值最明显。作为31省份中唯一一个居民收入超9万元的省份，上海2025年经济增速表现良好，GDP增速由上一年的5%上升至5.4%，但居民收入增速由4.2%降至4.1%，居民收入增速在全国31省份中位列倒数第一。
与上海类似，北京GDP增速从2024年的5.2%上升至2025年的5.4%，但居民收入增速由4.5%下跌至4.3%。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1—4季度，北京就业满意指数均在75—87之间。就业满意指数可在0—200之间浮动，100为就业满意指数强弱临界点。
居民收入位列3、4位的浙江、江苏则更早的（2022年）出现了居民收入跌破GDP增速的情况，此后两年两项数据的差值在缓慢扩大。
作为浙江的省会城市，杭州的居民收入增速下降速度更快。2025年，杭州居民收入首次突破8万元，按城市排名，仅次于北上广深。2016—2019年，杭州居民收入增长均在7.8%及以上，2023—2025年的居民收入增速分别降至5.0%、4.0%、4.2%，低于同期GDP增速至少0.6个百分点。
为何放缓？
人均可支配收入包含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部分。在绝大多数省份，工资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60%以上，是拉动收入增长的主动力。
2025年，最富五地的工资性收入增速均超过居民收入增速，但仍低于同期GDP增速。
1月21日，北京市统计局发文解读称，2025年全市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7376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4.4%，同比增长4.9%，工资性收入拉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涨3.2个百分点，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73.6%，是居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
潘向东说，人均收入增速持续低于GDP增速，并非单纯的经济发展自然规律，本质上反映出居民收入增长面临更现实、更持续的挑战。
从阶段规律看，高收入省份普遍进入工业化后期与服务业主导阶段，产业结构更偏服务业和高端制造，增长更多依赖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就业吸纳和工资增长对GDP的弹性相对下降，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分享的增量不一定与产出同步。
在结构性约束方面，外需波动、地产调整、中小企业经营压力等因素，使企业在扩岗和加薪上更趋谨慎，削弱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动能。在高基数背景下，使得收入增速持续弱于产出增速。因此，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归为自然演化，而应理解为“产出增长结构”与“居民收入形成机制”之间存在阶段性偏离，后续需通过改善就业与收入预期、提高居民部门在分配中的获得感来缩小差距。
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张林表示，富裕地区一般呈现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资产密集的特点。此前几年，恰逢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房产资产的发展与达峰期，因此促成了收入较高省份的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最近两年，随着此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遇到加速调整期，在较高收入基数上，北京、上海等富裕地区继续保持居民收入增速快于GDP增速面临更多挑战。
在工资性收入外，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最富五地”的财产净收入增长普遍低迷甚至成为收入增长的拖累项（如表一）。财产净收入主要包括储蓄存款利息、股票分红、房屋或土地出租收入等。
表一
例如，上海市统计局此前发文提出，2024年上海市房地产价格与房屋租赁市场价格有所波动，居民自有住房折算租金收入同步受到影响，出现一定幅度下降。2024年上海市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10514元，比上年下降2.3%，慢于居民收入增速6.5个百分点；1月21日，北京市统计局发文提出，在住房租赁市场波动、存款利率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全市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12287元，同比增长0.7%。
一名长期研究居民收入的专家表示，拥有较高财产净收入的人群主要为中高收入人群，财产净收入负增长意味着大量中产阶级可能面临财产贬值问题。
如何提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多省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发展目标。除了天津，其余四省份的GDP增速目标数值均为5%及以上。
潘向东表示，一方面，增长目标导向会倒逼地方政府在稳就业、调工资、增加转移支付、纾困市场主体等方面集中发力；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的约束条件依然显著。高收入省份经济基数大、转型阵痛持续，中小企业盈利修复、房地产企稳、外需改善均存在不确定性，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提升难以快速突破，灵活就业与个体经营收入仍偏弱。
综合来看，潘向东认为2026年居民收入增速大概率较2025年水平小幅回升，向5%附近靠拢，实现基本同步，但受结构与周期制约，显著反弹并持续超越GDP增速的概率不高。
在具体路径上，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应主要从提升工资收入角度出发。
上述长期研究居民收入的专家表示，相较于财产净收入，工资性收入在拉动居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当前提高财产性收入存在一定困难，通过稳就业、稳收入来促进工资增长是更为合理的路径。
潘向东表示，提升居民收入应立足“巩固工资主支柱、补齐其他三项短板、畅通分配传导”的整体思路。工资性收入仍是最稳定抓手，需以高质量就业为核心，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规范平台与灵活就业薪酬保障，同时通过产业升级扩容高附加值岗位，缓解技能错配与就业质量不足。
在工资增长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表示，虽然当前企业经营不易，但劳动者与企业利润比例偏低依旧是一个突出问题。而单个劳动者的力量有限，很难推动工资分配机制的调整，这就需要工会代表劳动者与企业进行谈判和协商。
张林则认为，为了提升居民收入，更重要的是想办法提高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在财产净收入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力度、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运行模式等。在经营净收入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消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环境，需要进一步包容与鼓励各类新型服务业态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