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忠事件的名称取自历史人物——张献忠，据史料记载，张献忠称帝后，在四川进行过多次大屠杀，造成人口严重锐减。在简中互联网上，献忠事件是一个热门话题，借以隐喻近几年的恶性伤人事件。
相关报道称，自今年起中国发生了多起恶性伤人事件，上个月的28日，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持刀闯入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无差别攻击放学的孩子和随行的家长，导致三个孩子和两个大人受伤。
中国献忠事件的特点
首先，献忠事件常是以报复社会的形式出现。所谓报复社会，是一种无指向性的犯罪行为，凶手会在报复过程中无差别地袭击无辜路人。事件中的凶手往往因生活不满和社会不公，而选择通过伤害无辜者来发泄自己的怒火。
除了无差别的报复社会，中国献忠事件的另一个特点是，行凶者会针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进行攻击，比如小学生。今年六月份和九月份，在苏州和深圳分别发生了日本学生遇袭事件，其中一名日本学生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此外，在10月8日广州，一名男子在城区一所小学门口持刀伤人，两名小学生在事件中受伤。对凶手而言，向欺压自己的权力阶层或强势群体报仇面临诸多困难，难以付诸于实际行动，所以他们选择向社会中比自己弱势的人群行凶，年幼的孩童因此成了犯罪分子的目标。
2024年，中国多地接连发生数起基层官员遭遇攻击的案件，涉及从政协到法院，乡镇及村委会等不同部门官员，山西长治、山东临沂、山东邹平、河南漯河、河北邯郸、江西安福及湖南相继发生地方官员遭民众杀害事件。杀官事件反映出地方官民冲突严重，基层官员是本地的土皇帝，平日里飞扬跋扈，贪腐渎职，与群众关系不佳。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官员们甚至使用暴力手段强迫民众服从。然而，人民缺乏对权力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且痛苦和冤屈申诉无门，忍无可忍之下，才决心将刀挥向欺压自己的官员。
献忠事件背后的社会与经济原因
中国官方称，献忠事件均系偶发事件，但纵观献忠事件的案例，其背后隐藏着两大核心原因：疫情后的经济困难以及长期的社会不公。
根据公开报道，2023年上半年，中国共有46万家企业宣布倒闭，310万家个体工商户注销。 随着企业倒闭浪潮的到来，中国的失业人口较以往有明显地增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份的数据，全国城镇失业率为5.3%，青年失业率攀升至18.8%。官方的统计数据不包括人数更多的农村人口，可想而知，真实的失业人数要远远高于政府的数据。勉强存活下来的企业，因为利润降低，开始削减员工工资。彭博社报道，2023年第四季度，中国38个主要城市的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平均工资，较去年同期下降1.3%。
根据中国官方披露的有限信息，在今年6月份发生的美国人在吉林遇刺、日本人在苏州遇刺中，犯罪嫌疑人都是失业人士。
在经济衰退期，失业人口是社会中不稳定的群体，会造成严重的治安问题和社会不稳定。举例而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大约有3500 万城市工人下岗，中国随之进入“第五犯罪高峰”，失业人员迫于生活压力不惜杀人越货。全国范围统计，每十万人中，检察院批捕人数增加1人，批准起诉增加2人。
中国的失业和减薪潮导致越来越多的极端事件。人在面对生存危机时，会感到极度的痛苦和无助。起初，失业者会努力寻觅活路，但经济下行令他们难以重新就业。长此以往，失业带来物质以及精神的双重压力会使人思想极端，心情抑郁，影响理智判断。失业者会将压抑的心情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敌视和愤怒，把敌意和不满投射到社会中的个体。最终，他们会责怪社会没有提供平等的机会，失去生活的全部希望和意义，并通过报复的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宣泄内心的愤怒。
在另一方面，献忠事件折射出中国社会存在巨大的社会不公。
由于权力阶级制造的社会权力分配不平衡，中国的基层政府官员成为献忠事件的受害者。在中国，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地方官员由上级政府任命，不经由选举产生。上级政府任人唯亲，建立起他们的权力体系。基层官员只为权力来源负责，而广大的民众则不是他们负责与服务的对象。相反，人民无法选举官员，无权监督问责政府。当官方和民间利益发生冲突时，缺乏力量的民间总是受害的一方。
在基层的执政过程中，无权民众的声音和利益时常被忽视，基层政府官员为了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会选择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比如，2011年的乌坎事件，村民委员会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转让3200亩农用土地，卖地款项高达七亿多元人民币，而补助款每户只有550元，造成普通村民的利益严重受损。
中国的制度无法保障个人或群体的正当权益，平衡民间和官方之间悬殊的权力差异，因为其本质是实现权力阶级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人民缺乏影响力和决策权将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均，产生个人对社会和制度的不满。面对人民的不满，政府虽然会通过暴力机构压制潜在的反对声音和行为，营造歌舞升平的景象，但问题并没有因此被解决，当社会矛盾积累到极点，就会以暴力形式呈现。
除此之外，大部分社会资源被权力阶级垄断，不受监管的权力介入市场经济活动，公平的市场沦为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的场所。这直接导致行业垄断，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在2020年，中国最富有的1%的人占据了全国30%的财富。政治和经济的特权阶级将资源牢牢控制手中，不但造成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竞争，还阻碍了阶级间的社会流动。财富和权力代际传递，形成一批“富二代”和“官二代”组成的新贵阶级，普通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减少，难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移动。当阶层固化，社会底层没有途径实现社会公认的成功，改变自身窘困的现状，他们就可能实施报复社会的行为，使用暴力去发泄愤怒。
如何避免献忠事件发生
献忠事件暴露出中国政府的治理危机，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在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个动荡和冲突的社会。避免献忠事件再次发生，需要改变目前的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中国政府需投入更多资源改善福利制度，将转移支付的重心放在社会保障，才能遏制暴力事件的再次发生。2021年，中国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96%，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20%的平均比重。加大福利保障力度，能够让更多失业者在经济衰退期度过难关，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通过为失业群体提供物质和金钱上的支持，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将会减少，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预防国家进入动荡和犯罪高峰。
保障中国人的民主权利以及建立民主制度，有利于平衡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民主是约束政府权力的制度武器，民主制度保障了人民监督问责和选举官员的权利，缩小了官方和民间的权力鸿沟。民选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中，要时刻考虑公共利益，降低特定利益集团对公利的侵占和破坏。当更多的声音被政府听取和采纳，社会矛盾才不会被激化，杀官的暴力行为才不会再次发生。
要打破权贵阶级形成的垄断行业，唯有建立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把非涉及战略性和国家安全的领域向全社会开放。自由市场促进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防止资源垄断在金字塔顶端，社会的中产和底层都有机会获得资源，实现阶层流动，由此打破原来的阶层边界。完善的法律制度能够保证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性，划清资本和权力的边界，维护全社会的公平正义。
献忠事件是中国社会问题的缩影，其体现出高度集权的制度弊端。由于中国的体制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政府时常忽视底层利益，打压异己，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将国家带入溃散和动荡的绝境。自疫情过后，中国经济放缓，社会失去了缓解矛盾的润滑剂，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最终转化为暴力。高压统治虽能在短时间内维持稳定，但从长远看，制度之变才有利于中国的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