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表示：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这一宣示的背景是，长期超低生育率的后果正在加速呈现： 人口红利已经转变为人口负债；随着老年人口加速增加和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部分省份的养老金已经收不抵支。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则远低于预期；随着育龄女性数量的快速萎缩和年轻人生育意愿节节走低，出生人口更是面临雪崩。
在这种严峻的人口形势下，《人民日报》海外版将“生娃”视为国事，其实反映的是官方对低生育率危机的焦虑以及有意采取切实举措来应对这种危机的态度。这种认知和态度难能可贵。
然而，对于“生娃是国事”这种说法，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负面的评论。比如：“韭菜不够割了，所以要大家多生”、“我连结婚都不敢，你跟我说生孩子”、“六个钱包买房，哪有钱生孩子？”、“多生孩子，为国接盘吗？”
这些负面评论反映了鼓励生育政策面临的巨大困境。实际上，中国社会早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经济社会条件和民众观念都一时难以适应多生的呼吁。而之前严苛的生育限制政策和对三孩的继续限制，则更让民众感受到官方政策的矛盾。
特别是，将生娃视为国事，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曾长期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曾催生了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限制生育的手段，让民众担忧鼓励生育的措施会不会演化为强制生育的手段。
对此，我们希望重申我们一贯坚持的立场： 生孩子首先是家事，一个家庭生多少个孩子，何时生孩子，归根结底应该由这个家庭来决定。国家政策既不应该限制生育，也不应该强制生育。
在这一基本前提下，说生孩子也是国事并没有错。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口与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经济活力和国防息息相关。
人口是综合国力的根本，而人口众多是中国的核心优势之一。综合国力的竞争本质上就是科技和创新之争，这归根结底又表现为人口之争。正如我们在《人口创新力》一书中所述，一国的创新力取决于四大要素，即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
长期低生育率会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长期低生育率会恶化政府的财政状况而直接挤压国防经费。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军事装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研发力量。但人口的不断萎缩将会从根子上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样的国防力量，人口减一半，平均每个人分摊的负担会增至少一倍。
实际上，强调生娃是国事，意味着政府大力扶助养育家庭将顺理成章。但坦率地说，相对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相比之下，俄罗斯一方面宣传“生娃是国事”，把每名妇女生育至少3个孩子定位为“爱国责任”，但更重要的是也拿出大量的真金白银大力鼓励生育。
那么，国家应该在生育问题上提供什么支持呢？人们不愿意多生孩子，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抚养孩子的成本过高，因此，国家需要出台实实在在的政策减轻育龄夫妇养育孩子的负担。具体来说，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的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根据我们的分析，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照此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万亿来鼓励生育。具体方式可以是税收减免和现金补贴。
税收减免或发放现金补贴，实质是把从所有纳税人那里收集的税款，转移支付给有孩子的家庭。这样的转移公平吗？现代社会，养老和教育都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也就是用所有纳税人的钱去抚养老人和小孩。而一般来说，抚养老人的支出要远远大于教育支出。养老社会化就意味着用所有年轻人的钱养所有老人，包括那些没有小孩的老人。现在多生一个小孩，是为未来的养老基金贡献税源，所以现在让社会承担一部分抚养小孩的费用是公平的。
此外，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在这方面，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大量的幼托中心，并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