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当今的极右翼力量视为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不仅凸显民族主义作为“长周期政治思潮”的顽强生命力，更警示我们，当民族主义脱离建国叙事而转向排外与封闭时，可能会从进步力量蜕变为制造分裂的意识形态工具。
近日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显示执政联盟惨败，在参众两院都沦为少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极右翼政党“参政党”取得明显突破，从原本仅有一席大增至15席。对此，有学者惊呼：“日本的民族民粹主义也兴起了。”其实，不光在日本，过去半年，极右翼政党已在德国、英国、葡萄牙等多国实现历史突破。这是否意味着这已成为一股全球浪潮呢?
在今年2月举行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以超过20%的得票率位列第二，取得自成立以来在联邦大选中的最好成绩。在5月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共赢得超过670个地方议会席位，并获得两场市长选举以及一场议会补选的胜利，给长期主导英国政坛的保守党和工党带来严峻挑战。同样在5月举行的葡萄牙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够了党”取得历史最好成绩的58个议席，与社会党并列第二。
这些曾经被认为对极右翼具有免疫能力的例外国家，而今“例外的面纱”纷纷被剥落，显露出面对极右翼力量的冲击时，它们与那些易感国家同样苍白无力。或许所谓的“例外”并非例外，只是时候未到。
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极右翼政党具备如此强大的蔓延能力?目前研究极右翼政党兴起的文献已浩如烟海，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常规解释之外，我们不妨拉长观察视野，将这一波极右翼浪潮纳入长时段来审视，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思潮
从近代历史来看，民族主义展现出远超其他政治思潮的能量与蔓延力。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将“民族”概念与“人民主权”绑定，《人权宣言》以民族共同体之名重构政治合法性，催生现代民族国家的经典理念。随后，拿破仑战争如催化剂，将民族主义的火种播撒至欧洲大陆。德意志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统一，意大利借加里波第远征终结分裂，巴尔干诸民族掀起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浪潮。20世纪，民族主义更成为全球浪潮。目前形成的普遍共识是，20世纪共有三次民族主义的浪潮。
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战摧毁四大帝国(德意志、奥匈、奥斯曼、俄罗斯)，《凡尔赛和约》以“民族自决”原则重新划分边界，催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新兴民族国家。与此同时，殖民地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发生中国五四运动、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等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从欧洲扩展至全球。
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开始于二战之后。二战彻底瓦解既有的殖民体系，《联合国宪章》确立民族自决权，亚非拉地区因此掀起独立浪潮。在此背景下，南亚与东南亚各国掀起前所未有的独立运动高潮;非洲在1960年“非洲年”迎来17国独立;拉美国家则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巩固主权。至1980年代，全球新增近100个民族国家，彻底改变以欧洲列强为主导的国际格局，推动世界进入多极化发展阶段。
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后。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引发东欧剧变，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联邦国家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同时，西方各国内部的族群冲突凸显，以独立或自治等诉求为目标的亚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给各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带来严峻挑战，典型者如魁北克独立运动、苏格兰分离主义等等。
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石破茂。 (路透社)
21世纪第四次民族主义思潮
本世纪兴起的极右翼政治力量，是否可以被看作是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呢?通过民族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极右翼政党，或者说将极右翼政党兴起看作是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可以获得哪些洞见呢?
按照英国政治理论家扬尼斯·斯塔夫拉卡基斯(Yannis Stavrakakis)等学者的分析，极右翼政党同时具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话语逻辑，但民族主义的权重要比民粹主义大，因此这类政党本质上更应被归类为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民粹主义”只是次要且不情愿被贴上的标签。这些政党的核心话语主题并非建构“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抗，而是强调本民族共同体与所谓危险“他者”的对立。
斯塔夫拉卡基斯指出：“这类政党的话语体系核心特征在于：强调保护民族、本土人民及文化免受国家之敌及危险‘他者’的侵害——这些‘他者’包括移民、外国人或其他被认定的外部威胁。若情况确实如此，他们对‘人民’的提及就应当被视作民族主义的修辞工具，而将民粹主义典型特征——即对精英阶层的对抗性叙事——边缘化至话语体系的次要位置。换言之，我们的核心论点是：在那些被‘默认’归类为民粹主义的各种话语实践中，真正占据核心位置的并非‘人民’与‘建制派’或‘权力集团’之间的对抗(这才是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而是同质化族群与族裔文化‘他者’的对立。这种对立所凸显的叙事逻辑，本质上是在强调‘民族及民族主义的中心地位与至高无上性’，堪称民族主义神话的典范呈现。”
因此，将极右翼政党的首要特质界定为民族主义者，就很容易理解为何这些政党会对全球化、外来移民、跨国组织等充满敌意，因为这些力量侵蚀了极右翼主义者心目中理想的“民族国家”的纯洁性。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极右翼政党，本质诉求是维护国家意义上的民族(国族)的中心地位与至高无上性，纲领与话语中就必然会包含对外来移民、欧盟等其他国家和超国家力量的反对与排斥态度。
如果说前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分别重构国家边界(一战后)、瓦解殖民体系(二战后)、终结冷战秩序(冷战后)，当今极右翼推动的第四次浪潮，则聚焦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再定义。与前三次不同，此次浪潮并非要创建新的民族国家，而是试图逆转全球化带来的“去民族化”趋势：通过排斥移民、抵制超国家组织(如欧盟)、强化文化同质性来恢复“纯粹民族共同体”。这种新的“民族主义”延续民族主义对“边界”的执着，只不过是将对抗焦点，从外部殖民者(或帝国)转向内部“异质他者”(移民、少数族裔)。
将当今的极右翼力量视为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不仅凸显民族主义作为“长周期政治思潮”的顽强生命力，更警示我们，当民族主义脱离建国叙事而转向排外与封闭时，可能会从进步力量蜕变为制造分裂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一波浪潮能否被驯服，取决于能否构建出更具包容性的民族认同。这一新型的民族认同，应该既维护文化主体性，又接纳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