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报明确认定：当年7月8日，保管员张某利用职务之便，将画作估价从25000元篡改为2500元，随后通过同事以2250元的象征性价格将画作 “买” 走。
而此事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当年12月接受外界调查时，涉事单位南京博物院曾向新华社记者出示过一份关键证据 —— 一张开具日期为2001年4月16日的发票。
发票显示，一名 “顾客” 以 6800 元的价格购得包括《仿仇英山水卷》在内的相关画作。尽管这张发票早已被揭露为虚假，但此次官方通报的结论，相当于对其造假事实予以正式确认。
事情至此已十分尴尬：一家国家级文博机构，为何在严肃调查期间，向国家级新闻媒体提供不实证据？其背后的动机与承受的压力，究竟是什么？
围绕这张发票产生的所有疑问，都直指事件的核心真相。耐人寻味的是，最终发布的调查通报，对这张发票及其引发的重大逻辑矛盾，却选择了只字不提。
我们认为，博物院向权威媒体提供疑似伪造票据的行为，本身已涉嫌多项违法违纪。此举可能构成提供虚假证据、干扰调查、误导公众，相关责任人理应承担相应的行政乃至法律责任。
其用意，是为了掩盖1997年盗卖文物的真相？还是为了遮掩其他更深层的管理漏洞？伪造证据的行为，性质往往比原始问题更为恶劣。
伪造证据，在法律层面通常意味着对真相的恐惧，往往指向比已暴露问题更加不堪的现实。此次官方虽未明言，但回避本身已是一种回答：那张2001年的发票，已然成为此案中一个无法解释的 “黑洞”。它的存在与虚假，反向照亮了事件中某些不愿被人看见的角落。
我们认为，此事绝不能止于对当年保管员个人的处理。必须进一步追问：是谁决定在调查期间出示这张假发票？决策链条是怎样的？其目的究竟是误导调查，还是平息舆论？
对此，调查组应当给出明确交代，并依法依规追究提供虚假证据者的责任。
文物管理的漏洞尚可修补，可公信力一旦受损，再想修复，便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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