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y曾经以为，让孩子去读国际学校，就可以逃过“教育的军备竞赛”。
kary和丈夫都是中职毕业。她排斥填鸭式教育，也深知学历不是人生的全部。于是在2021年，她抱着“快乐学习”的想法，将儿子送进广东省排名第二的国际学校。
伴随一大笔资金下注，他们希望并相信，国际教育能提供一个更轻松的学习环境，让孩子自由呼吸、尽情探索，无需担心那令人喘不过气的竞争和压力。
儿子的校园生活确实轻松。相较于成绩，学校开办的IB课程体系更注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和软性技能培养。每天各种活动，一会儿去插秧，一会儿去动物园探索，下午4点半放学，晚上8点半睡觉。
可是，让她在意的是，当儿子结束作业开始玩耍，别的孩子转头就去上补习班。
“无论是在公立学校还是国际学校，只要想读名校，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躺平。”去年夏天，儿子就读三年级时，kary又带他逃离了国际学校。
Kary的理念幻灭并非个例。近年来，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国际学校并不是世外桃源。在这场教育马拉松里，无论身处何地，都是相似的配方。
01
“光开心，有啥用？”
若要用一个词总结女儿就读国际学校的经历，夏恬大概会选择“开心”。一个小时的采访中，这个词出现了不下20次。
然而，正是因为“读得太开心”，夏恬决心把女儿转到公立学校
起初，国际学校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她不打算让女儿挤高考独木桥，头顶的升学压力并不大，学习上似乎不需要太大成就。
结婚后，夏恬随丈夫去往日本生活。因为丈夫是日本人，加之幼时的文化环境，女儿不擅长中文，她常因此苦恼。恰巧，丈夫工作调动，一家人回到中国。一所双语国际学校能让女儿更适应环境，并学习中文。
同时，她无需担心可能会令“中产返贫”的高昂学费。丈夫的工作单位提供国际学校免学费的福利，一年十几万元的学费不在话下，甚至可以一路免费读完高中。
在主打快乐教育的国际学校里，“快乐”是许多家长的共识。2020年，夏恬女儿就读一年级。低年级的课堂设置简单，下课很早，作业很少。女儿读得轻松快乐，成绩却一塌糊涂。
《交换学校：阶级分化》剧照
对于这批成绩落后的孩子，老师不会施加太大压力。本就不擅长中文的女儿，汉字写得歪七扭八，作业不会写，老师并不会强行纠正。当成绩大幅下滑，她没有等到老师的联系，“老师的状态就是学生开心就好”。
国际学校特有的松弛，投射在夏恬女儿身上，变成纯然不上心的学习态度。有时，取得了普遍为“C”的成绩评定，女儿依旧笑得一脸灿烂，“没什么焦虑，没什么想法”。
女儿成绩差，老师无动于衷，徒有父母在干着急。作为经历过应试教育的中国家长，她发现，自己始终无法忽视内心深处对主科成绩的重视。
她期待通过“快乐教育”，培养孩子的个性和技能，亦收获一个看得过去的主科成绩。可女儿似乎什么都没学到。
女儿性格活泼，是夏恬眼中“需要盯着”的那类孩子。没了约束，就像匹脱缰的野马，自由散漫，“怎么舒服怎么来”。她担心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孩子会变得懒惰，没了向上的动力。
“快乐学习是两个词，现在学校只提供快乐，学习部分我没看到很多。”李昕有相同的看法。
疫情期间，李昕夫妇带女儿回国。因外籍身份，女儿没能入读公立学校，去了北京第一梯队的国际学校。
“北京公立很难进，反而国际学校、双语学校，花钱就能进。”国际学校的特性，注定产生了一批顺其自然的“佛系”家庭。他们家境富裕，有钱给孩子托底，心思大多不在学习上。
这无疑加剧了学校生源的差异性。一年级的课程对女儿来说太过简单，有的学生却连加减法都没能掌握。
李昕和丈夫均是清北出身。经历过题海战术的这批人，感受过学历带来的红利，深知个人努力的价值。在国际学校，她似乎很难找到同频的家长。家长们的聚会，她会刻意避开谈论孩子们的成绩。
“这种氛围久了，我担心孩子会不会就自满了？还有没有自驱力？”强烈的撕裂感拉扯着她。她可以保证女儿未来的生活“衣食无忧有房有车”，但她不允许女儿甘于此，“在我们家，不努力是不可以的”。
家长们不否认国际学校带来的众多好处。如夏恬看到了女儿身上闪耀的个性，开朗自信，富有正义感。可是，面对汹涌的教育洪流，“你光开心，光正义阳光自信，有啥用？”
02
教师“大换脸”
米朵偏爱国际学校充盈着的“快乐”。可当外教一个个离开，她忍不住思考，国际学校还有什么优势？
国际学校曾是米朵心目中的“最优选”。她希望孩子不磨损个性，飞向那片不受应试教育桎梏的蓝天。因此，从幼儿园起，儿子便被送进外籍子女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学生在一起学习交流 / 图源：视觉中国
彼时，那所学校有大量外教，提供跟公立学校不一样的课程，是她所期盼的鼓励式教育。在那里，儿子自信阳光，似乎不需要爬到塔尖，也能闪闪发光。
然而，2020年后，学校开始出现变数。大量外教如潮水般退去，“那两三年走了十多个”。
原本应有外教负责的英文、体育等课程，只剩下中国面孔。这种震荡，蔓延到学校的管理层，校长也离开了。“上课方式变了，学校理念都变了”，她说。
在国际学校，师资是许多家长眼里的重要资产。他们认为，一位专业、优秀的外教，能提供更为纯正的全英授课环境和多元化的课堂氛围。“好外教”常被视为提高孩子英语水平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孩子未来的升学。
根据2022年《国际化教育家庭调研报告》显示，有15%的家长认为“如果国际化学校没了外教，不如回归体制内”，27%的家长对外教流失表示“很担心，甚至因为外教问题想换其他国际化学校”。
外教是国际学校吸引米朵的最大亮点。不断流失的外教，让她认为国际学校逐渐丧失优势，“好多课都上不了。”
前几年，外教招聘市场一度陷入“无序繁荣”。一部分资质不明朗的外教涌入国际学校和培训机构，“黑外教”成为许多家庭的噩梦。
对此，2020年，教育部制定的《外籍老师聘任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外籍教师需要由教育机构聘任、取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当具备从事教育工作所必需的教育资质和技能证书。
两年后，教育部工全力推进《外籍教师聘任和管理办法（试行）》的落地实施。更规范的审核管理之下，资质不全、没有签证、存在不良记录的外教被淘汰。
与此同时，受疫情和政策的双重影响，外国人来华签证和许可受到限制，许多外籍教师无法按时回国上课。在部分地区，在华外国人出现了“返乡”潮。一时间，外教供给端资源稀缺。
夏恬同样感受到了国际学校频繁流动的师资。2021年，夏恬女儿升上二年级，学校老师来了个“大换脸”，“语数英的老师全部都走了。”
而快速填补上来的教师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参差不齐。当时，班里来了换了新班主任。在教学过程中，一位学生当众指出了班主任的错误，后者直接甩出一句：关你什么事，管那么多。家长们心生不满。
北京第一实验学校校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希贵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教育首先是关系学，“解决不好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就永远解决不好。”教育关乎老师、家长和孩子三方。
频繁变动的师资注定会影响固有的人际关系网络。教师们来了又去，陌生与熟悉反复出现，好不容易磨合并建立起来的默契和信任，往往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我们去的学校是（当地）最好最完善的，我们学校老师都走了，别的学校走得更多。”米朵决定离开。
2022年，孩子就读四年级时转到公立学校，结束了6年的国际教育。她说，前后选择离开的家长不在少数，当时班级一共25位学生，“（陆续）走了10人”。
疫情之后，中产家庭重新审视教育的价值。师资是一回事，他们开始考虑，一笔支出能否获得同等比例的回报。
夏恬女儿班里的一位学生母亲，曾试图将孩子送到公办学校的老师那里补课，却遭到拒绝。对方一听到学校名称，直言底子太差，没法补。
《小舍得》剧照
“交这么多钱，还被嫌弃，肯定不行。”就在那一瞬间，她决定转到公立学校，“不带犹豫的”。
越来越多家长发现，“贵”并不代表“好”。kary同样在乎投出“性价比”。她和丈夫从事抗衰行业，疫情期间收入浮动不大，但也改变了他们的理财理念。
“一开始我们觉得没关系，儿子出国的钱我都准备好了。疫情以后发现，留学生回来工资也没多少。”与其将钱投入到不确定的国际教育中，她更倾向于把钱攒在手里，以更厚实的家底铺垫对未来的安全感，为儿子提供更多的试错机会。
03
教育博弈
曾经，国际学校被视为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后花园”。中产子女远离高考，进入国际学校，按照学校的节奏走，就能轻松收获不错的洋文凭。kary也一度这么以为。
待她回过神来，才发现早已卷入无声的“拼娃”狂潮。挤满了亚洲面孔的国际学校，从来不缺“卷王”。
在国际学校，完成课程作业是最微不足道的学习“起点”。太多家长争分夺秒地为孩子“加餐”补习，甚至是短暂的午休时间，也会被高效利用起来。
双减政策之下，校外大片补习班关停。不过，这难不倒父母。“家长们会动用各种关系，给孩子们在课外有更多学习上的补充。”kary说。
彼时，kary刚生二胎，在郊区上学的儿子只能住宿。她无法像别的家长那样陪同孩子继续学习。她担心孩子会被落下。
kary一家四口 / 图源：@家有两只吞金兽
尽管国际学校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考试，不以成绩划分学生，没有明确设立排名，学生们其实不直接存在竞争关系。但这不意味着学生之间没有优秀和普通的区别。
kary想起，老师曾告诉家长，“如果只是跟着老师的节奏，跟不上就等于差等生，跟得上就等于中等生，跑在老师前面才是优等生。”
天平早已倾斜。优胜劣汰的轮回中，家长们总希望孩子成为“更优”的那一个。
李昕是这场“较量”中的一道缩影。在国际学校，女儿属于“尖子生”，英语排名年级前5%，是学校游泳队一员。校内的EAL（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课程，“每个班只有两三个孩子晋级”，女儿便是其中一个。
这样的成绩令她满意。但她认为，国际学校的教学显然不够。
为此，李昕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一年级的女儿需要上的辅导班覆盖英语、奥数、钢琴和游泳。这是舍取过后的结果。过去，高尔夫、网球、骑马、滑冰等课程，女儿也都尝试过。
她毫不吝啬为女儿的教育进行投资，“学费一年28.8（万元），补课费一个月七八千（元）。”当然，这笔钱对她而言不算负担，“占家庭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如果说我是马云这个阶级，那我可以说，父母就是孩子的眼界。很明显大多数中产并不是，更高的世界还得靠孩子自己。”而她能做的，是为孩子争取更多的资源。
在国际学校读完K班（幼小衔接）后，如今，女儿就读一年级。李昕还在等待转去公办学校的机会。她奔着头部公立学校“更好的资源”而去，“二流、三流公立我们就肯定不转了”。
逃离国际学校后，家长们的目光常投向排名前列的公立学校。例如，kary将儿子转入了当地排名第一的公立学校。这里不是填鸭式教育，没有太多死板的抄写作业，有负责任的老师，甚至还提供网球、棒球、高尔夫球这类选修课。
这是一场更大型的博弈。“如果他小学在国际学校，初中就肯定只能在国际学校，他拼不过公立学生。”kary说。如今，除了校内课程，儿子还额外进行了英语和数学辅导，每年至少3万元。
选择国际学校家长们追求的，是能与公立学生相抗衡的实力，以及能够让孩子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的能力。一些时候，公立学校成为“战胜”国际学校的，更有利的选择。
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十年寒窗苦读肯定是要的。”夏恬说。
当初就读国际学校的决定，被她归咎于想法“不成熟”，导致“浪费一年半时间”。离开国际学校后，她迅速用各种私教补习填满了女儿的日常。
与同年级学生相比，女儿的成绩落下一大截。语文词汇量不足，数学拓展题不会做，这些都需要额外学习。英语是强项，同样不能放过，得继续保持超前学习的优势。
目前，夏恬女儿转到公立学校已有三年，正就读五年级。周一至周五，是雷打不动的一对一私教辅导。一早出门上课，放学后到老师家学习，晚上10点以后回家是常态。
周末，女儿要上的是声乐课和古筝课，外加两小时的课程辅导，“把一星期里没讲完的，或是不会的，再给她拎一拎”。算下来，一年光补课就得大概15万元。
回到公立学校后，课外辅导通常是家长们的必选。米朵不想鸡娃，也不想卷，但“一个班级50人，40多个人都提前学了，怎么办？”社会裹挟着她做出选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